主体分歧与策略选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博弈形塑的社会学分析

工程项目风险仅仅是安全事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工程项目除了技术上的施工安全,还内涵着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因子,它是中国迅速增多的社会风险中极具典型意义的面向。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风险事件中抽离出其内生逻辑,需要社会互动及其行动策略的客观场景的呈现。政府、公众和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三个主要群体同处在一个博弈场内,不同的角色定位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系统区隔——政府的"维稳"话语系统、公众的"民权"话语系统与媒体的"信息传导"话语系统。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不同主体的多元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生产和演化。风险认知结构化导致了"精英联盟"的风险叙事和"草根与民粹"的话语言说之间的对立,最终,风险沟通失败带来了社会风险的显化。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风险及其防控研究

人脸识别技术与社会诸多领域的互嵌宣告着"刷脸"时代的来临,其在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技术风险、侵权风险以及社会治理风险.为规制人脸识别技术应用风险,防止技术失控与技术僭越,在治理规范方面,应当完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风险防控规范;在治理主体方面,应当实现人脸识别技术应用风险规制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路径与后果

立足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探索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旨在发掘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的生成路径与后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因素归纳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庇护/组织管控"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规制/团体缺失"。相应地,计划经济时期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这种风险则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路径主要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社会冲突的"话语博弈—利益对立—公正偏倚"。这种制度性风险形成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再生产:风险应对机制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失信的专家系统",导致民众感知风险日益增长;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每一社会公众最终都是风险的受害者。     

中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及其生成机理——基于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

近年来,为防控大型工程上马引发社会冲突,我国着力推进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治理工作(简称"稳评"和"稳管")。但在实践中普遍存在"风险治理"与"风险制造"并存的困局。本研究通过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提炼出"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概念以理解这种现象,并进一步建构了包括"原生型社会稳定风险产生"、"政府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公众应对与感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形成"三个阶段在内的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生成机理模型,指出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风险治理四个环节的失当及其引发的公众风险感知加剧。针对于此,需从三方面予以改进以优化治理效果,防止悖论发生:(1)调整风险治理的价值定位,从"项目本位"转向"人本位";(2)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设计,通过决策开放嵌入民主;(3)加大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关注,为风险治理中的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搭建桥梁。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安全生产网络状治理模式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现代性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安全生产风险已成我国当前最主要、最突出的风险。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安全生产治理模式陷入了＂治理失败＂的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必须进行安全生产治理模式的创新,建立起安全生产各利益相关者和风险分担者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互动合作的网络状安全生产治理新模式。     

论中产阶层社会风险及其社会治安治理

随着我国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的不断上升,有效化解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中产阶层显著不同的是,我国中产阶层还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不稳定性"和"内部分化"问题突出,容易引发社会风险。该风险主要来源于中产阶层经济利益的不安全感、制度规范的动荡感和日常生活的焦虑感。从社会治安治理的角度看,化解中产阶层的社会风险需要健全中产阶层经济利益风险发现、反馈和预防体系,推进法律实践的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中产阶层思想意识的风险动态监测体系,提升适应中产阶层需求的治安服务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吸纳中产阶层的纽带作用。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建设研究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因政府决策不当而导致的社会稳定风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当程序是塑造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秉承科学与民主的进路,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这一范畴,从法理学视域进行阐释和制度建构,旨在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诱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提升政府风险决策的科学性与正当性,服务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差异化叙事:地方官员的行政逻辑及其影响

在地方治理场域中,地方官员作为兼具"国家代理人"和"社会代理人"双重代理角色的治理主体之一,是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一环。研究发现,科层制中地方官员的行政逻辑并非完全是遵从制度预设,按部就班地行事,而是在制度、利益、关系、能力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现出不同于规范行政的差异化行为。从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地方官员行政逻辑的差异化叙事可从任务—态度—次序—行动这一结构链来理解,不同的任务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形塑地方官员的态度,进而有次序地采用多样性、策略性和选择性的行动。差异化叙事的效能价值凸显于地方官员行政的非正式运转之中,具备了一定意义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也需考量和警惕差异化叙事潜在的负面影响。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风险社会”治理中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研究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隐蔽性、延展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制度性等与传统风险截然不同的特征,由此也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风险社会中的国家治理,要求重建风险认知的基本范式、重构风险应对的基本制度、重塑风险治理的基本格局。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信息渠道优势和桥梁纽带优势,有着重要的政治吸纳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多元共治功能,在现代风险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