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部门在国家豁免实践中的作用与影响

国家豁免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对外关系的政策问题。作为法律问题,它涉及一国法院对外国国家是否拥有管辖权,外国国家在一国法院是否享有豁免权。作为国家对外政策问题,确定外国国家有无豁免权,是否给予豁免,直接关系到该国与外国国家的关系和该国对外政策的实施,因而,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利益。在国家豁免问题的实践中,美国历来由具体负责对外事务的行政部门——国务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施加左右局势的影响。但是,1976年《美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简称《豁免法》)的制定与颁布,结束了国务院在此问题上大权独揽、拥有决定性发言权的     

浅谈雇主责任替代制度

雇佣关系为现代社会之普遍现象，雇员在职务中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我国应比较各国民法规定，出台详尽的规定：在归责原则问题上，应考虑到雇主较雇员资力悬殊的特别情况，在所有的情况下，让雇主替代雇员赔偿；在第三人确认上，应对雇员是否也属于第三人加以具体规定；在职务范围的认定问题上，应对雇佣关系转移加以规定；在雇员的行为是否要求构成侵权的问题上，应采用肯定的观点。     

加拿大雇佣和劳动法概述

加拿大的雇佣和劳动法历史悠久,系统成弘完整.本文主要研究其规范劳动合同的成文法体系,将其分为雇佣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三部分.雇佣法主要基于就业标准的角度;劳动法从劳动保护角度,即雇员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可能会遇到的与自身权益有关的法律事项;社会保险法涉及工伤赔偿、医疗保险、养老金计划等有关内容,并着重介绍加拿大就业保险。     

雇佣救助合同法律适用论辩——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之评释

对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性质及法律适用,我国学理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雇佣救助合同应当适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及《海商法》第九章"海难救助"的相关规定。雇佣救助合同适用一般民事法律存在弊端,不仅忽视了雇佣救助合同的特殊性,也不足以调整雇佣救助合同,并且难以处理雇佣救助合同与其他海事法律制度的衔接。关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救助款项,《海商法》第176、180条以及第183条的规定均可在特定条件下予以适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与《海商法》修改并无直接联系,但该法修改时应对雇佣救助合同作出明确规定。各界应审慎看待本案。     

运用第三方受益人规则解决PPP中公众利益关切之探索

PPP项目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公众利益问题,而宪法、行政法等法律手段在追究公私方责任上存在效率及效益不足,因此,本文试图运用第三方受益人规则,为受PPP损害的公众利益探索一条合同法上的救济途径。第三方受益人规则赋予受益于合同履行的非合同方对合同违约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强令其履行义务的权利。在我国,保护合同第三方的观念已有相当根基,但由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加之群体性诉讼机制的缺陷,运用第三方受益人规则虽可行,但要终成正果会路途艰辛。     

商业秘密临时禁令适用规则——评Great Lakes诉Crissman案

我国知识产权法虽然对临时禁令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商业秘密中是否适用临时禁令以及临时禁令适用规则都没有做出具体规定。而美国有关临时禁令的适用标准出现了新的变化,即不能仅仅以被告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以及雇佣合同为由主张法院授予临时禁令,必须证明前雇员实施向前雇主的竞争对手披露保密信息等行为,这些行为给前雇主造成损害,原告才有可能被授予临时禁令。我国正值《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法之际,将以Great Lakes诉Crissman案为切入点,评析该案,同时谈论临时禁令的适用规则,从而为该法的修订提出一些参考。     

论雇员致害行为所引起的侵权责任

市场经济引发雇佣关系的普遍化和常态化,雇员的活动特别是致害行为会因雇员的身份而变得复杂化.各国侵权行为法对雇员的侵权行为做了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雇主替代责任.雇主替代责任并非只要一出现雇员的致害行为,雇主就得承担替代责任,为雇员的侵权行为"埋单",相反,这一致害行为会因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而导致不同的责任分配后果.本文从雇主替代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出发,探究了雇员致害行为所引起的侵权责任的属性,并对雇主责任进行了详细剖析.     

创新创业中的劳动权益保障——基于用人单位设立中的劳动关系认定

创新创业中的劳资纠纷发生率逐年递增,有必要理顺用人单位设立中的劳动关系。设立中的用人单位由于不具备主体资格,一般不宜认定其与雇员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设立人为用人单位的,宜认定雇员与设立人之间建立劳动关系;设立人为个人的,宜认定双方之间为民事雇佣关系。雇员的用工之日应结合从属说与履行说,以用人单位具备主体资格之日起算。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劳动者权益,用人单位设立后继续雇佣雇员,并与雇员约定追溯劳动关系至着手设立之日的,应予认可。同时,引入筹备企业雇员登记制度和特殊商业保险制度以加强创新创业中的劳动权益保障。     

外国法人在境外贿赂犯罪的管辖权问题研究——以徐放鸣受贿案为引线

随着法人在一个以上国家犯罪情况的日益增多,犯罪地国如何按照属地原则实现对犯罪的外国法人进行管辖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原财政部官员徐放鸣受贿案所涉及对外国法人管辖问题的分析,认为犯罪地国和外国法人国籍国都有权进行管辖,但犯罪地国应利用属地管辖优先的原则,制订或修改相关的管辖规则,积极行使属地管辖,维护本国的经济法律秩序和国家利益.     

劳工保护法

不当解雇根据已由 EA,80(1980年雇佣法令)修正过的 EPCA(劳工保护统一法令),具有五十二周或更长连续工龄的雇员享有不得被不当解雇的权利。对雇佣期始于1980年10月1日或其后的雇员来说,如果他们的雇主和雇主的子公司在两年间雇佣了二十人或不到二十人,他们的连续工龄必须超过两年才能享有该项权利。这并不意味对享有此权利     

论事实劳动关系——兼谈《劳动合同法（草案）》相关条款的完善

书面劳动合同形式不应该成为事实劳动关系的有效要件,而应该是证明要件.在我国正在制订的<劳动合同法>中,应规定用人单位负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基本义务和承担违背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规定签订合同的期限,而且在认定劳动关系时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论法律规避制度在合同冲突法中的存废——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展开

涉外合同司法审判中，法院在运用法律规避制度时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是法律规避制度本身在合同冲突法领域无力实现其功能的表现。法律规避排除和惩罚当事人规避意图的功能与涉外合同法律选择中的盛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当事人的规避意图难以探究和证明。法律规避制度设计之始就给法院安排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保证强制性规则适用的功能，法律规避制度亦难以有效实现。新兴的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则可以在涉外合同领域实现法律规避的功能的同时，克服法律规避制度适用中的实践性难题。     

论劳动关系中雇主之界定——以英国劳动法为视角

劳动关系中的雇用主体界定是劳动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劳动法使用了用人单位的概念,在理论界引起争议。本文以英国劳动法对于雇主界定为视角,深入分析了雇主理论和其所反映的劳动关系的本质,并就如何完善我国雇主理论提出了建议。     

劳动者的隐私权初探——以美国为例

劳动者的隐私权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十分必要。在雇佣新员工阶段,美国对面试的范围进行了限制,通过反歧视法保护隐私,但是美国也规定有些行业雇主必须了解员工的刑事记录。而在雇佣过程中,对于用人单位的监控行为,比如电子邮件,摄像头监控,社交网络监控以及GPS监控,美国法院基本采用隐私的合理期待理论来判决。对于国内立法来说,首先,我们不必拘泥民法和劳动法的差异,可以借鉴民法的成熟做法。其次,当下对于员工隐私的立法国内也比较概括,希望将来可以从司法解释等方式加以完善。     

建设工程"黑白合同"法律问题研究--兼对最高法院一条司法解释的批评

"黑白合同"是一种交易现象,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基于某种利益考虑对同一合同标的物签订了价款存在明显差异或者履行方式存在差异的两份合同,其中一份作了备案、登记等公示并由双方私下承诺不实际履行.在当事人持不同合同主张权利的建设工程"黑白合同"纠纷中,究竟以什么合同作为结算工程款的依据,应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看相应合同是否存在效力上的法律否定.最高法院关于"黑白合同"效力的司法解释存在诸多问题,适用过程中可能引起灾难性后果.     

受雇人“执行职务”范围之认定

现代社会雇佣他人从事工作已经成为常态,受雇人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由雇主承担责任。雇主责任构成要件要求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是受雇人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或者说是受雇人执行职务的行为。关于"执行职务"范围的认定以与执行职务具有内在关联性作为一般的判断标准,对于一些介于执行职务与个人行为的边缘行为的认定应结合案情、内在关联性标准,雇主可预见性标准等多项标准予以认定,同时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作出合理的认定,确立责任的归属。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的冲突——以巴希尔逮捕令案为视角

依据《罗马公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是当代国际法制从威斯特伐利亚法治模式向自由法治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转变的同时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规则对传统国家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引起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问题的审视。国际刑事法院设立以来,对非缔约国主权的影响问题、与国内普遍管辖权的协调问题、对刑事豁免权的态度问题凸显,这也是中美等大国拒绝加入《罗马公约》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冲突,以具体的案例为证,揭开问题的实质。     

刑法超法规司法解释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要求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之后的行为,由于存在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与预后困难等情况,导致法律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即存在漏洞。如何对待这种不完满性,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司法者通过超法规解释予以补足的方式被一些国家适用。我国是否也可以通过超法规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漏洞?文章提出,超法规的刑法解释在不妨碍刑法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由于中国的法院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解释模式,不充分说理的判决模式,法官素质导致的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国家的法治传统缺失等方面原因,导致中国如果允许法院具有超法规解释法律或者立法的权力,就有导致法运行安全性难于保证之虞,而法的安全应当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中国现阶段承认超法规的刑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     

劳动者人身权的法律保障

劳动者在工作中经常遭遇有失体面的尴尬。法律保护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劳动不仅使人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限制用人单位的越权行为,保护照顾劳动者是其应尽的义务,即便是行使雇用权也须受法律的约束。     

日本担保法制改革

2003年日本修改担保法及民事执行法,扩大雇佣关系先取特权范围,新设不动产收益执行制度,新设抵押权消灭请求制度,明确了根抵押权本金确定事由,2004年修改民法,重新整备保证债务规定,还对根保证契约的范围、本金确定期日、本金确定事由等重新做出规定,基本实现了担保法制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