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与包容性关系研究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城市的变迁与发展历程中,包容性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具有吸纳和整合诸多力量的特征与功能,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基础性的支撑与催化作用。但是,包容性对城市的发展并非总是有利的,包容不当或失度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与作用。城市的发展与繁荣需要科学的包容,也需要创新包容性。     

新生代农民工失范性融入的路径审视与政策创新———以包容性视角下浙江的社会实践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半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向来是理论研究的难点，其根源在于有关各方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兼顾和协调。本文通过论述包容性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在一致性，以浙江省为例，从经济约束、政治屏蔽、资本缺失和认同危机四个层面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显性表现。为营造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的良好局面，浙江省构建了双向闭循环的城市融入政策体系，并辅以管理模式、公共服务、社区支撑、素质培训和空间优化五个层面的创新，取得了良好成效，其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城市空间正义的伦理诉求、现实困境与实现理路

城市化是城市空间生产的持续发展过程,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生活的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的实现离不开城市空间正义的保障。城市空间的平等性、属人性、多样性,是人们对城市空间正义的"应然性"诉求,然而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贫困、空间异化、空间隔离等"实然性"问题,阻碍了城市空间正义诉求的实现。为了处理好这种"应然性"诉求与"实然性"问题之间的对立与内在紧张,推动城市空间正义的实现,需要明确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取向;调整城市空间内部的权利结构;推动多元的空间性集体运动,完善空间制度。     

青岛与十城市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本课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城市竞争力报告为依据，选出青岛等10个样本城市，并选择6项解释性指标，包括4项环境指标、2项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本体性指标及其子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寻找青岛市发展环境与其他城市相比所存在的优势和差距，以便有针对性地改善环境、制订相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略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统一战线工作——包容性发展的视角

“包容性增长”是指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以单纯经济增长为发展导向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包容性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平等、可持续的发展,是对单纯经济增长型发展的解构。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致力于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统一战线工作理念与包容性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内在契合性。统一战线工作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着力点包括：统一战线工作范围适度扩展;通过志愿服务活动等新形式加强社会组织和社区统战工作;加强网络统战工作,促进“参与”和“共享”。     

资本逻辑与居住正义: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居住问题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考量为基点,对城市居住不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们看来,空间资本化与城市居住问题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遵循的普遍物化逻辑和其所固有的剥削性是导致城市居住不正义的本质根源,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居住正义的根本途径。从对现实居住问题的深入批判到对理想制度形态的科学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出以居住权利的平等、居住关系的和谐与居住选择的自由为价值内涵的居住正义思想。这一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我国推进协调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及其权重研究——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的文献指标库是评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该指标库文献频次分析表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的文献指标与《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规划指标之间具有一定重合性,但仍有些指标并不一致。为了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上获得更大的统一性,设计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专家德尔斐法调查问卷和两两比较的权重调查问卷,形成适合陕西省神木县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结果表明:神木县四类16项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总体较好,但在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基地建设,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资源开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建构等方面仍需持续重视。     

城市老人社会福利研究——以杭州市下城区为例

社会福利作为公民权利的组成部分,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城市老人对社会福利存在着普遍需求。目前各个城市通过一系列措施推行老人社会福利政策,但仍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福利碎片化以及福利权利缺乏有力裁判等现实问题。因此,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老人社会福利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包容性视角下流动商贩治理的路径探析——以N市A区为例

流动商贩因其成本小、收益可观等优势成为城市中非正规经济的活跃成分，但其所导致的污染、噪声、占道等问题也使城市治理陷入困境，而这一治理窘况实质上是城管与流动商贩合作失灵的表现。基于既有学术争鸣构建包容性治理分析框架，从主体、过程和成果三个维度探讨如何破解城管与流动商贩合作失灵的困境。通过实地考察N市A区发现，城管和流动商贩合作失灵的原因在于城市管理者与流动商贩的需求错位、合作缺失和目标分歧。城管与流动商贩实现合作的动力之源在于主体利益契合、过程目标融合和效果目标一致三方面。对此，促进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构建良性合作共治格局和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实现城管与流动商贩合作的良策，有益于促进城市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的融合发展，从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试论城市贫困中的政府责任

构建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国政府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方向,标志着公共行政的价值正朝着平等、自由、社会正义的趋向转变。本文在归纳责任政府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做了简单的综述,拟从城市贫困的视角去分析政府责任的缺失与实现问题。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比较

本文从平等与权利、平等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罗尔斯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与诺齐克权利至上的持有正义理论,为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非正义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我国城市户籍开放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63个样本城市的评估

根据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各城市户籍改革方案,在收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户籍开放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量方法对全国流动人口比较密集的63个样本城市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总结了被评估城市户籍开放度的总体状况和特点,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制定差异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提供依据。     

城市旅游消费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以15个旅游消费示范城市为例

2020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委联合公布了首批15个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及60个试点城市。本文以15个示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括旅游消费核心要素、旅游消费基础环境、旅游消费发展能力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的城市旅游消费竞争力评价体系,并对15个城市的旅游消费竞争力进行测算和排序。结果显示,15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呈现为三层金字塔结构,并在区域上显现出“东中西”递减和“南高北低”的格局。对此,本文从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品牌宣传、消费惠民力度和旅游创新能力等方面为城市旅游消费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建议。     

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及其契约论证明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的结合，两者之间以“词典式”次序排列。罗尔斯“原初状态”的程序设计及其社会契约论对两个正义原则进行了合理性论证。     

痛定思痛——在包容中成长

2011年4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的主题演讲，阐述了对“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看法以及我国在“包容性发展”上的实践。加上之前三次，2009年11月、2010年9月和2010年11月就“包容性”相关话题发表过的演讲，     

评价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的构建

包容性增长实现与否是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但只有构建了一个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强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才能对我国的包容性增长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本文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特征进行梳理,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尝试建立一个评价包容性增长的指标体系。     

“城市病”、贫富分化与集权制的限度：资源分布格局的政治之维

当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地域差距等“发展综合症”,与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资源、利益和代价分配失衡密切相关。权力主导的资源分配机制、以权力等级为坐标的社会发展格局、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以及权利的不平等加上市场经济的内在局限,加剧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要化解“发展综合症”带来的困顿,必须构建横向的权力制约机制,推动参与型地方政府的建设,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     

私人社区的开放政策——以空间正义为视角

私人社区开放政策与空间正义密切相关。空间正义所预设的自我是一种异质的自我,强调要尊重都市成员的异质性;而为了保障公民的异质性和谐共存,必须有充足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空间正义除了关注空间分配正义,更关注空间生产层面的正义,这就要求市民参与到都市空间生产的决策之中。当前中国存在城市空间分配不正义的问题,这推动了社区的封闭趋势。社区的封闭趋势又会使得空间不正义现象更加严重。都市成员的城市权利呼唤社区开放,但社区的开放并非一开了之,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塑造城市公共空间,扩大公共投入,保证公民的参与权利,否则私人社区开放政策便失去了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