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数字政府建设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以湖南省X县为例

县域政府为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在社会治理中更多地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推进互联网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式。信息化在数字政府中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个人信息被盗、信息污染、信息诈骗、网络欺诈等事件频繁发生,信息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在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同时,县域政府应重视和强化对相关安全风险的治理。     

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大数据时代下,因公民信息大范围泄露造成的相关社会问题使得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愈发紧迫和必要。行政法领域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就在于寻求公共管理与个人隐私安全的平衡。引入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构建我国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信息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要件,优化信息行政公益诉前程序。     

我国大陆地区电信诈骗新特点及侦防对策

当前,电信诈骗的新特点是:公民个人信息遭泄露、使用高科技手段;犯罪模式向产业化、企业化发展;受害群体从逐步扩大。对于大陆地区:补卡攻击诈骗的侦防对策是静态密码设置要复杂;对陌生信息进行有效甄别;及时报警,紧急止付等。对于假冒黑社会人员进行诈骗的侦防对策是:严厉打击网络黑市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在此类犯罪的发源地行专项整治斗争;沉着冷静,将计就计,及时报警。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及治理——以160个单位犯罪主体为分析基础

在企业大规模侵犯个人信息的严峻态势下,如何准确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与规律,并建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呈现出涉及行业多元化、地域分布集中化、信息多样化、行为单一化等特征,其治理存在查处率低、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有效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实现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归责体系,加强数据合规建设。     

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规制水平再提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功能的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完善了个人信息的法权地位,确立了多主体协同的合作治理框架,丰富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体系,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统筹协调者,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权利配置结构。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存在知情同意出罪功能的设定不清晰、不同法律间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不一致、法律域外效力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对个人信息主体地位观照不充分、权力配置错位等潜在堵点。针对以上堵点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通过规制创设和规制修订打通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潜在堵点,完善信息公共基础设施降低个人信息搜索成本,通过新技术的应用解决“伤及无辜”问题。     

论政府在实现消费者知情权中的信息义务

改变消费者的弱者地位,实现消费者的知情权,不仅要通过经营者等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予以平衡,而且需要政府承担一定的信息义务予以保证。政府的信息义务是政府本质、消费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等决定的。政府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弥补消费信息来源之不足。     

论不得拒绝交易规则的保护模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6条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6条确立了在信息主体拒绝或者撤回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其额外信息的情形下的不得拒绝交易规则,该规则分为主体赋权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保护模式。其中,行为规制保护模式是指通过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管来约束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行为以平衡双方的持续性不平等关系。采用行为规制保护模式,一方面能够保障信息主体在拒绝提供额外信息的情况下获得公平、自由交易的利益,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关系,有利于维护基于社会本位理念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治理,从而构建良好治理秩序。     

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权利保护

政府信息公开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该制度的建立需要正确理解、处理其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隐私的根本特征不是秘密,而是个人对于私生活的控制,其与公开并非截然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反之依然。     

智慧社区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智慧社区建设需要采集、使用、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益受到关注与冲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个人信息主体为换取便捷服务等而让渡自身利益时,个人对自我信息的控制权和决定权被削减,导致个人信息保护存在法理上的困境。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技术进步导致保护措施失效及救济手段不足,加剧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困境。对此,顶层设计中应更好地兼顾公私权益,以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为前提明确主体责任,加强过程控制,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基于个人信息安全视角的电信诈骗成因与防治

在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的属性具有商业价值性、社会开放性和动态时效性,造成安全风险的上升,易被电信诈骗分子所利用。为有效防治电信诈骗,需要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的源头治理,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信息安全宣传、升级信息安全技术、推进部门联动施治、健全行业责任机制、制定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法律等。     

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个人信用信息公开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交易实现和保护信息弱者的合法权益。在个人信用信息公开过程中,个人信息保护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征信业管理条例》对其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在实践中,个人信用信息公开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有必要从信息主体的信用意识提升、制度建设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

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自利性、科层制的局限性、信息传递通道不畅以及信息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有消极影响,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应通过不同方式加以治理。     

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协调研究

近年来，由于各种生态问题的频繁发生，生态治理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为全人类所关注。生态治理中由于理性人假设和财权、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成本扩大、政府信誉受到影响和引起政策上的冲突的风险；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中央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和执行力的 求，是政治民主化的 求，是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 求，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科学性的 求； 着力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沟通原则、合作原则、民主原则和责任机制、法制机制、监控机制；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技术路径 着重从基础建设、政务公开、业务电子化几个方面进行。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状况及对策研究

政府公信力是由公众作出的关于政府行政行为及其结果是否得到公众认可的认知评价,表现为公众对其施政行为的满意和信任程度。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政府公信力都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和来源。公信力下降,公众认可度降低,将不利于政策的推行、施政纲领的实施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地方政府作为政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政府的基石,担负着政策的具体执行任务,其公信力状况如何至关重要。当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存在着诸多问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解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问题不仅要注重提升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有效遏制腐败、推动信息公开等,还应注重运用网络等传播媒体,以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     

新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网络隐私权探析

网络信息时代,网民个人隐私权被侵犯形式包括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商业买卖个人信息、技术手段窃取个人信息和政府或工作单位存在信息不安全因素等.面临日益频繁的侵犯网络隐私权现象,如何有效地实现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个人保护、立法保护和规范商业行为是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主要模式.     

《居民身份证法》修订之我见

居民身份证是记载公民个人基本信息的证件,是我国法定证明公民身份的证件。由于记载的个人信息不完善,实践中容易出现冒用身份证的情况,公安机关难以据此准确识别公民的身份,警务工作的开展步步维艰。将指纹信息等能够精确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写入居民身份证,一方面能够大大减少伪造、冒用身份证的机率,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另一方面,为公安机关的工作提供有力的依据,避免因对象身份不明而致警务活动停滞不前或者错误追究他人法律责任的情况。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核并公布了新的居民身份证法。新居民身份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居民身份证上登记个人指纹信息,这给公安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此次修订。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中“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一个种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特定身份信息”的增设,对于完善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特定身份信息也面临着刑法保护难题。一方面,其内涵不清晰导致无法确定此类信息的特征与要素;另一方面,其外延不明确致使难以把握此类信息应当包括哪些具体信息类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视角下“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应当从文义出发,立足法秩序统一原理、以前置法规定为基础明确其包含要素,并基于保护法益对其内涵进行限定,同时还要借助场景理论对具体包含的信息类型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准确适用入罪标准以实现对特定身份信息的刑法保护。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构建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金融展业逐渐迈向互联网金融时代。网络金融交易、网络投资理财和网络购物、网络借贷等新型网络金融已成为一种新的互联网金融业态,逐渐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尽管互联网金融推动了金融混业经营的创新发展,但网络诈骗、信息被盗、数据泄露等导致个人财产受损和不法侵害的犯罪行为已悄悄来到公民身边,相关部门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打击与治理困难重重。因此,加快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进程,完善与构建互联网金融个人信息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个人信息法几个问题分析

人类社会已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法则即信息法,信息法学将成为信息社会的基本法和显学。网络与信息时代催生个人信息保护规制。我国个人信息立法要在统一名称与立法模式、明确基本原则与保护范围、构建和谐严谨的信息法体系上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