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开放政府数据中公民参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开放政府数据的过程,也是政府授权于社会的表现。本研究以赋权理论作为基础,从个体层面探讨影响公民参与开放政府数据的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促进因素中,心理赋权的意义和自我决策会正向影响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而自我效能和影响力对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行为则无显著影响;在削弱因素中,怀疑和不信任中的恶意对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具有负向影响,而不信任中的无能力则会产生正向影响。提高开放数据的完整度、透明度,加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提升公众对政府及政府在推动数据开放上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是激发公民参与开放数据的意愿、提升公民参与有效性的方法。     

重建信访制度关键在民意表达

信访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和治理制度。近十年来，信访制度被过度政治化，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参与，信访应该培养依法维护权利的公民，增进从事信访的公民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信访往往培养出介于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超级访民，这些人在地方政治中可能成为专门利己的反对派。第二，作为一种治理制度，信访制度应该有助于中央政府依法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同时保障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正当权利，从而保持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事实上，信访制度成了中央对地方单向施压的工具，不能保障地方政府向中央反馈信息和提出建议的权利。过度政治化的信访制度迫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干部为上级政府“买单”、“背黑锅”甚至“顶雷”，必然削弱乃至瓦解他们对中央的信任。     

西部落后地区农民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A、B两村调研为资料来源

通过在贵州A、B两村设计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贵州农民政治信任状况总体不错,但农民普遍存在差序政治信任,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比基层政府要高;政府执政水平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作用,政府的经济绩效提升了农民政治信任,但政府工作能力、为民服务精神、工作作风都还有待提高;农村传统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农民对不同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有显著差异,农民的国家和集体意识比较强烈,封建文化意识明显削弱;农民政治效能感能促进政治信任的形成,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与农民对经济收入的公平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可以促成政治信任提高,农民更积极参与同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社会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构建民族地区社会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分析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重点考察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政策满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政府信任在政策感知和参与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策满意在政府信任和参与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社会资本与提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以信任、合作、规范、社会参与网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能够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优化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这就要求培养公务员的公共精神与服务意识,实施诚信的政府行为;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政府的回应性;培育民间组织,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以提高政府公信力。     

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基于天津的实证分析

2015年底至2016年初对天津市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政府绩效评价、公共政策满意度、社会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公正感、威权主义价值观和中共党员身份都有利于政治信任的生成,学历程度则与政治信任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公共政策满意度和威权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尤为显著。这表明,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巩固和强化传统文化在人伦日常中的作用,可以较为有效地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     

服务型政府建设对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

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政府发展的一种形式,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这种包含关系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治发展将是同一个进程,对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以扩大公民和社会的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提升政治系统能力,促进民主化进程,维护政治稳定。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能促进政治系统的民主化进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并且对政府治理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作用,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公民参与的渠道日益拓宽,但现行的公民参与制定政策尚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     

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于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

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政府发展的一种形式,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这种包含关系决定了服务型建设与政治发展将是同一个进程,对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以扩大公民和社会的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提升政治系统能力,促进民主化进程,维护政治稳定。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取决于公民、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的要素。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其参与状况基本上处于较低水平，有庞大的不参与群体存在，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状况受制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等具体条件，基本上能够满足俄罗斯目前维护稳定的需要。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的潜力能否得以发展，有赖于政治体系内部和外部诸政治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     

合法性之基石——构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

中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政治参与渠道受阻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合法性危机。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构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通过建立良好政府形象、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等来保持政府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进程中公民政治参与的效能、限度及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可持续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现代行政民主化的总体趋势。在现代民主政治进程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积极的效能：促进公共管理民主化、提升政府合法性、弥补政府的有限理性。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仍然面临诸多限制性因素：公民的知识障碍与政治冷漠、行政人员的否定态度、公民参与的制度障碍等。因此，必须合理界定民主政治进程中公民参与的限度、加强公民参与教育、重新培训行政人员、不断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从而提高公民参与的效能。     

社会公平感、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本文借助分位回归模型探讨了政治效能感和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正影响性随政治信任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在政治信任水平较低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可以提升政治信任水平。而在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社会公平感程度与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政治信任水平处于较高水平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则会加强社会公平感和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提升政治信任的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70年回顾:发展历程、逻辑与动力

有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状况,专注于特定时点或短时段的静态分析往往导致不同学者之间的看法分歧,而对其发展演变脉络的跨时段动态分析,则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可能达成共识的结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处于持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回首过去,70年间出现了三波主要的政治参与浪潮。新中国成立后,动员型政治参与的高涨使普通公民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涉入政治生活;改革开放后,自主性政治参与涌现,公民政治参与面临参与动机、方式及参与者与政府关系等多重转型;世纪之交以来,政府主导型政治参与兴起,公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之间呈现更加良性的互动。三波政治参与浪潮的顺序发生,彰显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从无到有、从形式到实质、从浅表到深入的发展历程。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构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深层逻辑,而执政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革新社会治理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懈追求与努力探索则是决定国家社会关系格局并进而推动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直接动力。展望未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而其未来发展步伐无疑仍将取决于执政党的努力作为。     

我国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公民政策参与的阻滞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公民政策参与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有效的政策参与依赖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信任与合作关系,而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建立以社会资本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诸多缺陷,如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各种规则和制度的不健全、公民政策参与组织基础的薄弱以及传统政策过程的路径依赖等,制约着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微博问政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微博问政可以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改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但微博问政中网络政治参与的缺陷也会产生一定的现实问题和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政府陷入信用危机,这是本文探析之目的。该文结合我国目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情况,辩证地看待了微博问政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笔者着力探求微博问政是否真正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微博的出现对公共领域及民主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理性提出微博问政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衔接以及如何实施规范化的管理,把握好微博问政的实际空间和尺度,引导公民理性、健康地进行政治参与。     

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公众面对环境污染威胁时潜在的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居民的环境风险感知以及环境治理参与行动两个维度,划分出潜在的四种参与群体类型,同时,结合保护动机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从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三个方面,分析四种群体类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保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对于公众选择积极的环境治理参与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突破居民资源与能力限制,培育公民素质以及建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机制,应成为未来环境治理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