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问题研究

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困境分析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我国的法律审查和解释体制相悖,也与我国当下的权力结构及其目标不相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代表了党的主张、意志和国家政策,司法审查会遇到正当性和现实性的阻碍。贸然推动静悄悄的宪法革命,不仅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反而会影响进一步的改革。考虑到我国"弱法院"的事实以及法院的使命和任务,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并不能实现它的目标。法院和法官的能力和素质也不能保证司法审查的权力运用良好、实现目标,同时不被滥用。司法过度政治化是这种主张带给法院的不可承受之重。     

错案责任追究与司法行为控制——以余祥林“杀妻”案为中心的透视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决定着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作为一种自下而上产生的制度即如是,由于其鲜明的传统人治社会的行政治理技术的痕迹,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大量偏差和问题,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故宜废除.但是,该制度蕴含的司法监督和司法民主的理念与诉求则是应予肯定的,故仍有必要对司法人员的行为进行恰当的控制,根据责任归因理论和司法的客观规律及职业特点,宜以"可控性"为原则,以"行为"和"程序"为标准来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能动司法：实践与规制

能动司法与欧美的司法能动主义有一定的渊源，但在我国更多反映的是一政治愿景。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能动司法意指司法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可是，能动司法在各地的实践中存在着过度能动的问题，司法权力有侵越行政、立法、社会等权力领域倾向。这不仅背离了司法应有的审判功能定位，还带来权力重叠和社会自治权利被侵蚀的新问题。需要对能动司法进行反思，对其权力要通过职能、原则与方法进行规制。     

新时期司法类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探析

习近平在全国政法会议上强调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正正义"。在新形势下,要通过政法工作的努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建设。做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从而使社会的公正正义得以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司法类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涵、司法类公务员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做以简要的阐述。     

传统监察权正当性的法文化析论及其现代转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促成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使监察权成为新的政治权力类型。以监察委员会为核心的监察体系则源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基因及特色政治环境。传统中国社会的监察权,源于中国特有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公权力体系划分式样,其与西方国家的监察权存在着本质区别。传统监察权契合了中国特有的法文化基础,并在历朝历代得以不断完善和成熟,最终形成了专属的权力载体机构、系统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清晰的权力内涵。当传统监察权遇上现代社会,既有必要遵循传统中国社会的法文化规则,亦得结合社会时势变化而进行相应转化,从而进化成兼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公共权力"。     

论“司法和谐”的实现路径

"司法和谐"的理念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对司法活动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取向新的探索和定位。"司法和谐"至少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司法工作与社会的外部关系来看,司法部门应当成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利救济途径,司法机关应该充分发挥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起到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从司法系统内部来看,"司法和谐"意味着对司法机构的准确定位、司法程序的公平正当、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与分工、审判活动的协调运行等。要实现"司法和谐",必须处理好几对重要的矛盾关系。首先,在司法机构的角色定位上,应当注意司法独立和司法谦抑的统一,以保证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次,在审判组织的发展方向上,应当实现司法精英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兼顾,使审判过程既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又有人民群众的见证和参与。最后,在审判活动的价值取向上,应当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法律传统出发,平衡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关系。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论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理性出路——以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发展,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日益引人瞩目。目前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权力学说"和"社会伦理论"都不足以为执法公信力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如何提高执法公信力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根据检察制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目前检察权的各项实际权能,应该将检察权界定为一种程序性国家权力。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要求在一个公平的商谈程序中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司法过程提供利益表达和整合价值诉求的权利。提高执法公信力必须围绕我国诉讼程序的完善为核心进行,以促进司法裁决的公平公正为目标,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推进检察制度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在理论层面引导检察权回归程序性权力的本质。     

审判中心主义的中国理据及其司法要义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历经"侦查中心说"的主导与"诉讼阶段论"的认识,在对司法规律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对抗性、终局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与制度文明进化的产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刑事司法须将定罪量刑确定为审判者的专属职权,引导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对抗,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追寻实体正义,确保被告人的充分参与和律师有效辩护,将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统一于审判程序。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必要性——以协商性司法为视角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改革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展开的,其必然以外在的社会背景及其它相关制度为给定的前提。协商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化的司法潮流,对我国刑事司法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协商性司法背景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其内在必要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其参与控辩协商的"筹码",是协商性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其公信力的迫切需要。     

回应型司法与刑事契约

回应型司法的权力和权利关系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刑事契约的生成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对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回应为其提供了社会民间化解纷的民众动力。我国移植刑事契约缺乏传统法文化的的历史支持,现存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共存的多种社会秩序也不能为刑事契约所适宜的权力与权利结构奠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础,因此刑事契约的本土化借鉴应该谨慎。     

“司法腐败”的提法不宜再继续使用

“司法腐败”的提法这几年在媒体上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虽然其用意在于揭露和打击司法中的腐败现象 ,维护司法公正 ,但由于其语域范围过于宽泛 ,在实际使用中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一、“司法腐败”的提法不够准确“不被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是权力的腐败 ,制约是对权力的制约。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的对象应是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近几年来 ,媒体在论述“司法腐败”时 ,也都是以个别案件的枉法裁判和个别法官的不廉行为为根据的。而“司法腐败”把权力腐败与权力部门相混淆 ,把个别人的腐败行为与司法制度的需要完善相混淆 ,是从个…     

我国审判权的独立和制衡

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但我国的历史发展结果证明其并不适合我国的政治土壤,我国按照宪法的规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司法系统中尤为重要的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新突破,为保证法院及法官地位上的独立性和超然性,排斥其他国家不正当的权力干预以及避免受利益的诱惑,制约权力并增强对其的监督.司法活动中的各个国家机关在权力上的分工负责,会促进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彼此独立并相互制约,重点就是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防止不正确的适用法律,防止职权的滥用和枉法裁判.     

论社会主义法治范式的展开和实践延伸——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切入点

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我国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是人类法治成果的组成部分,同样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基点,但是具有不同的范式构成。社会主义法治在推进过程中必然面临需要我们正视的各种障碍。由于我国传统上属于人治国家,因此法治的社会心理缺失,政府权力弱化、司法权威不高、程序正义观念缺乏等现象客观存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国应从政府治理、司法改革等多个角度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我国当代社会泛政治化因素分析

我国当代社会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泛政治化”是一种缺乏政治理性的行为,它妨碍了正常的政治发展,使人们对社会问题不能做出实质的理解和处理,也使社会功能难以正常发挥,还常常带来政治冷漠。我们应当摈弃“泛政治化”的思维模式,构筑政治的理性主义,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处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司法、教育等等的关系,以积极理性的心态来开展政治参与。     

军事司法的建构基础与类型化分析

对军事司法的理论认知可概括为管理工具论、司法权延伸论和调和论三种模式,三者以界定权力本质为研究基础,缺乏共识、难以推进.通过强调活动形式的司法性,聚焦于军事司法这一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程序法与军事社会的共融问题.不同于普通司法,军事司法与救济对象的公法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其特殊性在于,军事司法权与军事指挥权在权力对象上是一致的、在法益上联系密切,因此在前者的制度设计中必须将后者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两种权力作用方式的不同,将军事司法划分为四种类型,并着重探讨介入军事法律关系的军事司法权、保障军人一般社会权益的军事司法权两种制度类型的正当性基础、职权范围和制度设计问题.     

浅析高等法学教育中政法人才的定向培养模式

政法人才定向培养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不但适合我国当前社会及教育需要,更有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的人才。作为正处于改革之中的政法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首先,要更新传统教育观念;其次,对入学考试的内容、教育课程体系、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只有如此,才会促进法学教育顺利地发展,以满足依法治国背景下司法体系的需要。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和谐社会--以刑事司法为主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精神在于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协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刑事司法"与"和谐"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关联.和谐社会必然是崇尚法治的社会,必然是公民个人权利有保障、国家权力受约束、社会秩序井然、刑事司法公正得到实现的法治社会.     

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兼容

美国司法审查的制度基础在于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机制,以及权利与权力均衡的社会机制,而这种制度保障的构建需要以一定的民情为基础,西方法律文化就是构筑在独立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西方国家构建了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制度,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司法审查权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也与我国主流法律文化存在不兼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