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中"情"字的哲学意涵

荀子一方面继承了在他之前"情"字的各种义项,另一方面又将"情"视为"好恶喜怒哀乐"的抽象概括,更是把"情"视为"性之质","欲"之源,是"恶"性的集中表现.荀子以"欲"释情,实际上并非片面的否定情,他已经看到了"情之欲"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荀子性情思想的最大创新在于,把"情"与"伪"、"知"、"能"等知性方面的范畴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对心言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性情交接出纳的运动之中,来把握"情"的提升、改造.另一方面,荀子以以"礼"则情而近于"法",这是脱离先秦儒家传统思想的轨范的,他并没有真正继承孔孟人学思想的传统,这为秦始皇在中国的暴政统治,乃至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制度奏响了理论的先声.     

荀子人性论的逻辑构成

荀子的人性论在先秦人性学说中独树一帜。他主张“性恶”,与孟子“性善”论背道而驰,故多为宋儒诟斥。荀子将“性”孟子之“性”的形而上品格,重置于经验世界的价值判断坐标中,并重寻人之所以“恶”的终极根据。一方面,他提出“情”、“欲”是“性”趋恶的诱导机制;另一方面,又通过“心”的节制和“伪”的功夫,规划出人性应然的救赎出路,即人性指向“善”性的复归运动。     

并非中国文化的“特例”—对荀学研究中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

并非中国文化的“特例”—对荀学研究中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叶舟荀子历来被学术界视为“人定胜天”思想的首倡者而受到推崇，认为在荀子天人哲学中，人的价值是受到充分肯定的。笔者认为，这是过分拔高了荀子的思想，荀子的天人哲学，从根本上没有跳出传统孔孟哲学思想的...     

论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

关于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上存在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具体分析说三种立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刑事政策根据是基于预防犯罪目的而对中止行为予以奖励，其对中止自动性的判断具有指导、制约作用。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未能表明其已回到合法性轨道，其危险人格并未得以良性转化，仍具有预防必要性，不值得给予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奖励。中止自动性的认定应当维持主观说的基本立场，但“能”和“欲”的判断必须受到功利价值观的制约。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其犯罪欲望或其预期的犯罪收益无法通过继续犯罪得到实现，该停止行为应视为“欲而不能”,而非“能而不欲”,不符合中止自动性特征。     

荀子对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发展的理论贡献

荀子继承了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对道德教化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使用了“教化”这一概念，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出发对道德教化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提出并论证了礼法并用的道德教化方法，突出了师友在道德教教化中的作用。在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中，荀子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伦理学视野下的“情本体”思想及其在道德重构中的价值

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学纲要》一书阐释了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的伦理哲学思想：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提出了两种道德及“理性凝聚”概念，论述了“情本体”思想。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哲学思想中的“隋本体”思想，对重新确立道德的神圣性与崇高性、构建当代的伦理道德以及更新当代道德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田汉的戏曲改革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观照和现实启示

作为中国戏曲改革的先驱，田汉自幼便怀揣对传统艺术的情怀，树立了要以戏剧作为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欲研究之学术、维持生活之方法。在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好民族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在传统戏剧中不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改革。他为推进传统戏曲发展进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给当前我们推进优秀传统戏曲文化的双创发展提供了方法借鉴，即一方面要把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作为戏曲文化传承创新的主题，另一方面要在坚守中华戏曲个性特质的基础上，注重提高开放性和包容性。     

从《红楼梦》看中国艺术之“情本体”

本文试图以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分析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的“情本体”精神。《红楼梦》明确地把“情”为人生的本体,并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成为一种既植根于现世、又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情”在《红楼梦》里不仅是一种狭义的男女之间两心相悦之情爱,而且是一种广义上热爱人生、热爱生命、热爱世界的“爱”,更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悟”,一种形而上之“体”,一种既入世又出世之“玄”,也是人生存于世的“本体”。这种本体之“情”,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源远流长,传承悠久。它与儒家的社会本体论、道家的自然本体论互为补充,同时也互相批评,构成中国传统人生本体论的立体交叉网络。情本体美学的理论表述可以明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的“唯情说”为代表,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为其人格象征,《红楼梦》则是其作品的代表。     

荀子的思想贡献和学术地位

从对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角度看,荀子是中国古代最有贡献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贡献有二:一是他儒法兼容并存的思想;二是他对孔子、孟子以来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调整、深化和发扬。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对先秦时期三晋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论“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方略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对党的治国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     

荀子诚信思想及对我国当代诚信建设的启示

诚信思想是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诚”、“信”、“诚信”是苟子诚信思想的基本范畴，自然主义人性论是荀子诚信思想的立论之源，朴素的唯物主义是荀子诚信思想的哲学基础，荀子从自然主义人性论出发不仅将诚信作为修身之道并将诚信上升为治国之策。现今我国进行诚信建设理应充分挖掘荀子诚信思想的合理内核，赋予诚信“自然法”的意蕴，将诚信的内涵明晰化，发挥诚信制度工具理性的作用。     

人是礼仪的存在——一位西方汉学家眼中的孔子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认为礼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仪是人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并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人是礼仪的存在”,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芬格莱特忽视人之真切情感与道德价值实现的内在关系,把人之真切情感的剖析视为“心理学偏见”而有意避免,因此他对人和礼的理解存在抽象化的缺陷。孔子把礼仪理解为情文的统一,他认为,作为人行原则的礼仪规范必然与人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自觉密切相关,但必须区分德性成就和功利结果。     

谈荀子善假于物思想的开发应用

谈荀子善假于物思想的开发应用刘树林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哲学上否定天命说，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要达到人定胜天的境界，其方法与途径就是他在《劝学》中提出的“善假于物”。善假于物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     

以德治国与传统文化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首次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以德治国”思想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以德治国”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并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论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集前人思想之大成,把儒家经典哲理化,同时也完成了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他的法律思想表现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因事制宜”的变法理论、“相为始终”的德礼政刑理论以及“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主张等方面。朱熹的法律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评萨特美学的人文主义想象

萨特美学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别于以往的人文主义思想:一方面表现为他的以存在主义思想奠基的对于弱小的个体生命的关怀有别于以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虚伪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他的以抽象的“自由”奠基的人道主义把对于个体生命之关怀导入虚无,这是萨特美学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重要论述的四重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重要论述，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理念，其理论品质有四重意蕴：坚持人民主体的世界观，保证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发展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坚持服务人民的人生观，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旨归，以符合人民期待为价值评价标准，以本国和各国人民福祉的有机统一为价值升华；坚持人民立场的文化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党内政治文化，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无我”之境和民本思想的精髓，同时也践行了为人民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这一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深入贯彻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程颐“理欲之辨”浅析

理欲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古老命题。程颐承认“人欲”的客观存在,但反对过分的欲望。他认为“人欲”出于“私心”,“天理”出于“道心”,二者不可并存,因此提出“损人欲以复天理”。戴震的一句“以理杀人”为这个被后世非难最多的主张盖棺论定。“存理灭欲”一方面是个人的情感意念从世俗环境中超拔的净化过程,表现出理学道德的纯洁和崇高;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利用后,被理解为对自然情欲的谴责和对道德教条的屈从,从而大大削弱了理学的道德价值。     

“综合创新论”与传统和谐文化的科学继承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和方克立先生所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对于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一方面要系统总结和认真阐发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充分发掘传统和谐文化所蕴含的现代价值，汲取传统“和谐”思想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赋予传统“和谐”思想以崭新的时代内容，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融合。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对接，创造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古今中外，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