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打击跨境毒品犯罪司法协助中的困境与展望[1]

随着两岸关系的正常化和常态化,两岸的刑事司法协助也从单一的个案协作发展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条约化模式以及条约指导下的多层次协作。囿于两岸关系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对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定位、指向以及适用范围自然存有分歧。在两岸交流规模愈发频繁,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毒品犯罪的跨境化已成为两岸司法机关亟须共同面对的问题。海峡两岸面临的毒情形势有较大差异,司法协助的需求内容各有不同,因此,对于加深司法协助与合作的程度,创新司法协助的手段与模式,应当成为两岸合作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重要课题。     

海峡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机制探讨——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场域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南京协议》)构建了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机制,但该机制并不完善。影响其成效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主体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协助主体的多层性和协助主体职权的复杂性;二是两岸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传闻证据的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异、证人保护的差异、证人出庭做证义务的差异等。为深化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协助程序的简化。体现为协助环节的简化和协助方式的简化。二是证据的补强。包括派员调查取证和远程视频取证。三是两岸法律制度的弥合。     

浅议涉台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

涉台犯罪是涉及台湾因素的犯罪,是跨境犯罪的一种.涉台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既不同于大陆法域内犯罪.也不同于涉港澳犯罪,更不同于跨国犯罪,它有自己独特的特征.涉台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在处理这类犯罪时,两岸必须依靠刑事司法协助.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两岸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层次应该逐步提升,协助范围应该逐步扩大,运行机制应该逐步规范化.     

海峡两岸敲诈勒索罪比较研究

由于海峡两岸刑法理论的根基不同，两岸关于敲诈勒索罪的规定亦不尽相同。本文就两岸关于敲诈勒索罪的罪名、构成特征、既透与未遂区分标准、处罚等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旨在有助于完善两岸有关刑事立法规定的认识与研究，以利推进两岸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     

两岸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的刑事司法互助

随着两岸经济迅速发展及交流频繁,两岸的跨境洗钱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为达到有效控制跨境洗钱的目的,需要加强两岸的刑事司法互助与合作。由于两岸的反洗钱法律规范在立法模式和具体规定上存在差异,需要构建两岸合作打击洗钱犯罪的刑事司法互助机制,完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以期促进两岸携手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维护两岸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合作机制之构建──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制度框架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为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然两岸司法互助关系主体的高层次性、职权配置的差异性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是目前刑事调查取证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两岸在刑事调查取证方面可分别从简化联系程序和强化协助调查取证效力的两个方面就关于紧急情况条款的便宜主义适用、检察官介入的证据形式补强方式以及证据制度妥协等机制进行构建,使其执行得以真正落实。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研究──之两岸司法协助的范围

两岸司法协助包括民商事方面和刑事方面，其范围有送达文书、调查取证、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区际诉讼移管、两岸律师合作等等。     

试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区别

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我国将面临"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局面,由之而产生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如何界定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目前观点不一,本文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区别着手,在司法协助的主体、适用的原则、适用的法律以及适用的程序四个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欲"开新"先"返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仅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还要突出时代特点,进而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最终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返本"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之中,文本的意义不能离开解读者而单独存在,因此必然受到与解读者相关的各种传统的影响,又会与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相联系,而"创新"必然是在我们与这些传统的反复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中展开.     

对“大走访”的解读与思考

为准确把握社会稳定形式变化，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准确掌握社情民意上，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公安机关组织部署了“大走访”活动：工作机制上，从后发型到先发型，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方式方法上，结合本地区治安实际创新走访内容；群众工作方面，强化责任意识，着力解决问题，力戒形式主义。活动化解了一批社会矛盾，解决了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密切了警民关系。总结这次大走访的成功经验，将大走访活动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深入持久的维持下去，建立长效机制，这对推动新形势下的公安执法工作和队伍建设影响深远。     

从“去文学化”走向“专业化”

应用写作课程不放弃对文学的依赖性,就没有自身的独立性,就没有本课程的个性.在中外应用写作教学的成功经验中,也往往是"去文学化"越彻底,课程的个性就越鲜明,越具有自我的魅力,也越具有范型的意义.应用写作教学在"去文学化"之后,应该关注技术操作流程,这并非要忽略与牺牲写作主体的人文涵养,忽略日积月累的素质与功底,而恰恰是尊重课程特性,为学生安装简单实用的"驱动程序",让学生容易上手,从而加强课程的有效性.     

浅析后"非典"时期社会治安的走势

后“非典”时期社会不安定因素总量将有所上升,违法犯罪活动可能比较突出,公安行政管理的压力也将不断增大,我们应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试论"新的证据"——对《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的理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以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4条对《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规定的“新的证据”界定为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新的证据”应作为再审提起的理由。对“新的证据”的认定应由审判庭进行认定。我国应对再审制度进一步完善,以使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有章可循。     

实践"三个代表"确保一方平安

"三个代表"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行动指南.公安机关要实践"三个代表",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必须大力夯实基层基础工作,逐步提高"保一方平安"的水平和能力,始终成为保护人民利益的最忠实代表.     

评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模式＂

利普哈特提出了多数民主的替代性民主模式即共识民主。然而,在行为主义方法论运用、共识民主的构成以及共识民主与观念的关系上,利普哈特的论证都存在问题。其实,现行的多数民主本身就是共识政治基础上的共识民主,否则多数民主就难以实行。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东突”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东突"问题已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重大威胁,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自身利益至上,在"东突"问题上的战略考虑则涉及反恐、美中关系、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其不同需求之间存在冲突,由此也导致美国"东突"政策的模糊和多变,并在诸多层面上影响到"东突"问题的解决。虽然美国因素会继续在"东突"问题的发展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鉴于一些条件的制约,美国会对"东突"活动的支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