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刍议我国洗钱犯罪侦查对策

洗钱犯罪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顽症.在我国由于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有组织犯罪的抬头和上升,洗钱犯罪也将成为危害中国金融秩序的一种严重的犯罪.针对洗钱犯罪案件具有国际性、专业性、过程复杂性和缺乏可识别的受害者等特点,应以顺、逆向侦查相结合的侦查思路,遵循"货币流"安全第一和各部门联合侦查的原则,制定侦查预案,加大打击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的力度,抓住从案到人、从人到案这一环节,建立完善的社会配套机制和专门的反洗钱机构,加强国际间情报信息交流和侦查协作等侦查工作.     

日本犯罪侦查制度发展的三种形态

古代日本经过大化改新,学习唐朝政制,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分支,其犯罪侦查制度可称为"唐化形态".近代受西方法律文化冲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纳入大陆法系,建立了以检察官为主、司法警察为辅的法、德式犯罪侦查制度,即"西化形态".二战后,在美国法律思想的影响下,日本法律向混合法系发展,逐渐形成颇具日本特色的犯罪侦查制度--"中间形态".三种历史形态更替的特点,对我国犯罪侦查制度改革有所启示.     

试论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模式转型

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犯罪的转型、现代犯罪的要求以及保障人权的理念,为侦查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侦查效率、侦查工作重点和证据收集规则为代表的侦查工作重心的转变,向"数据驱动侦查"、关联性、实时开放的侦查理念的转变,实现多元信息思维、"由人到案"侦查思维的转变,完善以犯罪信息收集机制、犯罪信息分析机制、犯罪信息验证机制、侦查预测机制为主体的侦查运行机制的转变。面对这些转变,侦查主体应该把握侦查模式转变过程中的机遇,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把握侦查的主动性,实现侦查模式转型。     

试论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模式转型

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犯罪的转型、现代犯罪的要求以及保障人权的理念,为侦查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侦查效率、侦查工作重点和证据收集规则为代表的侦查工作重心的转变,向"数据驱动侦查"、关联性、实时开放的侦查理念的转变,实现多元信息思维、"由人到案"侦查思维的转变,完善以犯罪信息收集机制、犯罪信息分析机制、犯罪信息验证机制、侦查预测机制为主体的侦查运行机制的转变。面对这些转变,侦查主体应该把握侦查模式转变过程中的机遇,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把握侦查的主动性,实现侦查模式转型。     

网络传销犯罪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传销犯罪作为传统传销犯罪的"升级",具有涉众广泛、传播迅速、高度智能和高度隐蔽等特点,相比于传统传销犯罪,网络传销犯罪的社会危害更大,侦办难度也更大。目前,在网络传销犯罪的侦办方面,传统的侦查模式存在着侦查介入过于被动、侦查协作机制不全、侦查取证手段落后和侦查公开把握不好等诸多问题。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网络传销犯罪,须对传统的侦查模式予以改革,在侦查立案方面,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在侦查协作方面,变"单兵作战"为协同作战;在侦查取证方面,变侦技分离为侦技合一;在侦查公开方面,正确处理侦查秘密与侦查公开之间的关系。     

刍议网络金融犯罪的侦查取证

根据实施金融犯罪对网络信息技术依赖的程度不同,网络金融犯罪可以分成三类: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简单存储和传输手段的金融犯罪、以网络信息技术作为重要传播手段的犯罪和比较纯粹的网络金融犯罪。为应对网络金融犯罪的专业化程度和侦查取证难度加大,相关侦查取证工作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网络和计算机侦查取证的技术手段,树立"以信息制信息"、"以网制网"的工作思路,在侦查取证环节寻找新的机遇。     

假币犯罪案件侦查措施的运用

在近年来打击假币犯罪工作中,公安机关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审视传统假币犯罪侦查措施的运用与新时期反假币工作的要求,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不适应。公安机关应从打击假币犯罪的社会效益出发,着眼全国大局,对假币犯罪开展"多层次打击""全方位整治"和"网上作战"相结合的工作思路,重点加强异地执法协作、控制下交付、诱惑侦查、悬赏与奖励、刑嫌调控、阵地控制、长期经营、网上作战等侦查措施的运用,以持续开展对假币犯罪的常态化打击整治。     

网络犯罪侦查中的身份同一认定

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存在身份的复杂性、系统的依赖性、技术的对抗性等问题,破案重点在于查明"真实"的犯罪嫌疑人,其核心问题是网络身份和现实身份的同一认定。现已证实,在信息系统满足"合规"要求的条件下,可以将传统犯罪侦查中的洛卡德交换原理完美地适用于网络犯罪侦查。从网络工程学和社会工程学两个学科角度提出基于网络定位、网络账户信息、大数据挖掘和分析的身份同一性认定方法,即可有效地解决网络犯罪侦查中身份同一认定问题。这为侦查人员开展网络犯罪侦查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     

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对策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随着公安机关近年来对其打击力度的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特点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而犯罪特点的变化必然会使得公安机关的侦查对策得以调整。分析当前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特点,以此来制定相应的侦查对策,包括情报线索收集、信息研判、案件经营、侦查取证、协作侦查等方面,可为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网络犯罪“犯罪场”初探

科技发展 ,一日千里 ,计算机已从单机时代过渡到网络时代。网络时代衍生出的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形态———网络犯罪 ,已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络犯罪“犯罪场”与传统犯罪相比 ,在时空因素、被害人因素及犯罪控制机制弱化因素等三个方面具有特殊性 ,防控犯罪难度相对较大所造成的     

我国证券市场违法犯罪“打防”体制的构建

我国证券市场违法犯罪打击与防控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该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防范和打击证券违法犯罪工作的需要。为此,探索构建我国证券市场违法犯罪打防一体化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难问题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成立的理论基础是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但应注意这种共犯是有条件的,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共同受贿的不同形态进行定性分析.在共同受贿犯罪中,每个共同犯罪人要对共同受贿的所得数额承担责任,而不能以个人分赃的数额量刑定罚.     

“非作案时间”环节在侦查流窜犯罪案件中的应用

从利于开展侦查活动的角度出发,把时间划分为作案时间与"非作案时间".随着侦查与反侦查较量的激烈,侦查一方正在或已经面临"场内信息反映已日渐减少"这一现实挑战,即使是流窜犯罪,其现场信息导向价值也呈弱化走势.侦查主体应当改变"重场内轻场外"的现象,针对"非作案时间"环节具有的相对性、限定性、真实性特点,围绕"吃、住、行、销、乐"诸方面,从流出环节查"行踪",从流入环节查"住宿",从交流环节查"通话",切实突显"非作案时间"环节的价值,确保侦查活动的积极主动.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因此,需要对罪刑均衡原则重新进行审视,以避免类似“许霆案”的再次发生。     

“先减后并”并罚方法取消论

“先减后并”并罚方法的立法理由是能够通过给予服刑期间再犯新罪者更为严厉的处罚,以实现我国适用刑罚的基本目的。但是,这种并罚方法并不能完全并且公正地实现立法意图,违背“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的原则,导致数罪并罚方法的极度繁琐化。应当取消“先减后并”的并罚方法,以对新罪本身从重处罚的方法取而代之。     

简论黑哨犯罪的定性及其应对建议

关于黑哨问题的争论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定论,本文从犯罪主体角度出发,试提出对黑哨问题的个人看法。笔者认为黑哨裁判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其身份和执法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的公务性,因此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和处罚。     

“计赃论罪”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变革

我国古代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有着"计赃论罪"的传统,而这一立法传统在近代经过短暂的断裂后,又在新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新中国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在内涵上与古代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从定性分析模式到定性+定量分析模式的演变。这种演变,与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现实刑事政策密不可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纯粹的"计赃论罪"立法模式都已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我国盗窃罪应当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     

司法介入中国足球“黑哨”问题之法理分析

足球“黑哨”具有社会危害性,并已达到了犯罪程度。面对足球“黑哨”问题,司法应该介入。中国足球协会名为社会团体法人实为足球运动管理机关,它被赋予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足球裁判的法律地位应为国家工作人员。吹“黑哨”的足球裁判主要涉嫌受贿罪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外国刑法都把体育竞赛中的贿赂行为作为犯罪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