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利契约论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非自利契约论认为道德原则的应然性,是由平等自由的人基于某种共同的意志所达成的共识决定。平等自由基础上的道德共识、权利与义务的内在隐含、共同体的理论预设等非自利契约论的核心思想,为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然与实然、权利与义务、组织与保障"的内在学理意涵,以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公民的普遍道德共识、外化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通过"融入公民的义务意识、融入政府的责任意识和融入社会的道德习俗"的公民、政府与社会"三位一体"式的实践路径,才能切实奠定核心地位和有效统领其他社会价值取向,才能有效转化为公民的普遍道德共识和自觉道德行为。     

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探析

农民工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从法理基础上说,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是社会契约的要求,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的基本前提,是"看得见的正义"的内在要求。从法律依据上说,我国宪法、法律法规等从不同方面规定和体现了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论我国行政给付的原则

行政给付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制度,行政给付行为的实施应遵守国家责任原则、基本生活保障原则、公平公开原则、补充性原则、补足性原则和及时性原则。     

中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研究综述——基于公民道德权利视角

起源于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以研究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服从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至今仍是西方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民不服从理论愈加关注。公民的道德权利是证明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核心依据,对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证明在中西方语境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在逻辑。德沃金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证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罗尔斯从契约论角度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提出申诉的一项道德权利;国内学者则偏重于从公民作为个体的道德感培养引申出公民的道德权利,并指出公民不服从理论可以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法治理念的变革。     

我国政府责任边界:理论诠释与现实设定

狭义的政府责任是政府由于未履行职责而承受来自社会规范方面的否定性评价,并可能承担宪法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这四种责任存在由重至轻的逐级包含关系。我国政府责任边界的理想状态可以由责任内容、责任表现、责任主体、责任客体及认定标准等来设定,在现实层面我国政府责任边界的设定还有待完善。     

政府与公民关系：基于契约思想史的考察

政府与公民关系实际上是以契约形式体现的政府与公民间的权力交换关系。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从人性的假设和自然状态的描述入手分析了契约的产生原因,奠定了政府与公民关系两分的基调;并通过对契约内容的设定进一步探讨了契约中政府与公民的权力,由此界定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内容;通过对抑制政府的权力分析了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界限,也即契约失效的问题。     

私领域中的违宪审查问题研究

我国宪法监督主要是对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进行审查。在传统观念中,我们认为法律、法规、规章等是以宪法为基础,是对宪法规范的细化和落实,因此,只要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予宪法相抵触,那么,保障了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落实就是保障了宪法的落实。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传统观念日益受到挑战,本文所提起的几个事例(案例)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是:如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而这种侵犯却没有相应规范性法律文件加以规制,在现有的宪法监督机制下,无法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事例(案例)的分析引起学界对私领域违宪审查必要性的探讨,并提出关于私领域的违宪审查模式构建的建议,以对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制进行探讨。     

高校物资与设备采购预防腐败共律机制研究

自律与他律是高校物资与设备采购中预防腐败的主要形式。道德的自律与社会道德水平相连,诸多方面不尽人意。法律与制度以粗线条规范为原则,而且是静态制约,能动性不足。从人的内心和行为两方面补充自律与他律,以利益为中心,围绕权力与权利,运用权力制约、权利契约、流程再造构建起预防腐败共律机制。     

辩诉交易制度及其中国化模式选择

辩诉交易是控辩双方基于互惠而进行的一种契约行为。它能够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同样可能侵犯被告人的宪法权利、有违社会正义、引起权利寻租,其运行需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契约自由观念、实用主义哲学以及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权等几个条件。鉴于具体国情,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必须解决包括构建保障机制、确立便宜主义诉讼原则、限制交易范围和内容、规范交易形式和程序以及健全救济机制等几个问题。     

行政道德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

行政道德责任的伦理学基础在于道德责任,道德责任不仅是自由意志(或者说控制权能)的逻辑要求,也是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行政道德责任是权力行为的道德责任,权力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控制;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与公民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要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对公民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其政治学基础在于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权力来自人民,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行政道德责任恰恰直接表现为对权力主体人民负责的责任,离开这两个理论基础,行政道德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行政法的契约之理与变革之道

《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一书对行政法契约理念采取了功能界定方法,并认为行政法理念的再造应当注重契约理念与权力理念的整合。契约之理落实于具体制度和规范中的展开进程循着从平等、诚信、自由意志、义务责任、和解等线索层面。变革之道,首先深入认识契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局限性;其次契约具有道德、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种意涵;最后契约理念在行政法制度化建构时必须注意效果。     

论宪政视角下的刑法基本原则

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意义不仅体现在直接根据宪法对其他法律在制定、适用过程中的违宪情况加以检查.也体现为利用宪法的价值原则来引导和解读其他国家法律.由于宪法与刑法共同承担着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因此宪法价值能够作为刑法原则的阐释基础.在承认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现有的罪刑法定及罪刑均衡原则均应当从宪政视角加以审查,在解释"法定"及"均衡"的内容上,应强调宪法的直接适用和宪政的自由主义原则.     

认真履行政府责任 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纪要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责任,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文章记录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十余年的探索之路。     

文化体制改革的宪法展开

文化体制是落实我国宪法文化制度的具体形式,文化体制改革就在于提升宪法文化制度的现实解释力。人格"自由"展开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逻辑前提,文化体制改革是人格"自由"展开的具体落实。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促进公民文化权的实现,为国家及社会的文化供给提供秩序保障。以"规范"而非"限制"的态度对待文化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释放社会活力和国家"善治"的重要保障。     

契约论视角下的责任政府建构研究

责任政府的有效建构问题一直是中外行政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目前国内外学界责任政府研究的有限性出发,在借鉴政治哲学中社会契约论的宝贵思想基础上,主张将契约理念进一步纵深引入责任政府研究之中,提出道德契约、政治契约和行政契约这三重契约层的建构思路,最终实现责任政府的有效打造。     

试论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

行政道德责任在政府责任的各种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本文从公共行政的属性、行政道德责任在构建责任政府中的地位、政府规模日趋膨胀及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责任和行政权力的分离、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等方面剖析了行政道德责任的缘起,并提出了行政道德责任实现的法制机制、教育机制、监督机制、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机制及行政伦理人格塑造机制。     

姓名权能走多远——赵C姓名权案的宪法学省思

如何取名属个人人格自由发展范畴，姓名权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对姓名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政府机关制定的内部文件并非法律，它无权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实质性限制。赵C姓名权案说明政府行政部门对姓名权的基本权利属性认识尚不清楚，如何使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转变为足以控制国家行政权力的实效性规范依然任重道远。     

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建构:从规范到制度

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不仅是财政民主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基于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促进公民参与预算,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公民参与预算尚存在从规范到制度的缺位,要构建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体系,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预算法制,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程序机制,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健全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公民参与权。     

试论公民参与权的法律保障

参与权是公民通过国家不断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公民参与权,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是落实人权公约义务的迫切要求,是风险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和走向善治的必要途径。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权保障还存在宪法保障不足、缺乏刚性机制、制度体系不完备、救济途径不畅等问题。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公民参与权的宪法保障,完善立法,增强制度刚性,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保障公民充分行使参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