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城市迁移意愿

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农民工城市就业质量综合指数,评价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研究了就业质量对其城市迁移意愿的影响.整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优于老生代农民工,且不同规模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较高,落户意愿较弱,超大特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意愿远强于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就业质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落户意愿的影响效果大于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各就业因子中,对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就业保护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程度最大的因子是宏观就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分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他们已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参与意愿，又具备了相当的政治参与能力。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的分析发现，从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影响政治决策的程度和利益表达的实现程度三个视角来看，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成本高、效能低，并因此削弱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北京地区调查数据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未来预期"项目数据,目前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面临较大的婚育压力。在城市融入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评价北京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有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市场能力等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狭窄、居住空间隔离等社会和心理因素。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区融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农民工公众信任对其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消费者信任-行动理论,利用2013年深圳P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公众信任视角切入,从政府信任和人员信任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参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的总体信任对其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越高,公共服务参与率越高;而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机构的不同信任水平对其参与公共服务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有序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进而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媒介赋权下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基数较大,其既是我国工业生产的主力军,亦是社会发展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下,明晰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与网络媒介的使用之间的关系及现实情境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1402份问卷数据的收集整理,探讨媒介赋权下不同代际、不同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与媒介使用的关系,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阐释.研究发现:网络工具赋权和网络教育赋权对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网络情感赋权对于不同地域不同代际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感知存在明显差别;网络信息赋权并不能够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媒介信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公共危机情态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基于山东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省村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共危机背景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民整治行为响应受到制度信任、人际信任、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参与意愿、人际信任、制度信任、风险感知;社会信任和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能够正向促进村民风险感知。此外,社会信任还能够通过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对行为响应产生间接影响。     

高职院校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资源融合的对策研究——基于杭州白杨街道闻潮社区的调研

社区教育和高校培训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两大途径。当前高职院校在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调研以杭州白杨街道闻潮社区为个案,通过调查问卷、电话、访谈等多种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和高职院校工作人员进行相关问题的调研,力求发现高职院校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资源融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高职院校与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之道,以推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社会资本对高层次人才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辽宁省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运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辽宁省数据分析女性高层次人才的社会资本、政治参与情况,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女性高层人才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个体特征变量中的性别、年龄变量对于体制内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资源调动因子、强联系因子、横向网络因子对体制内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从女性样本来看,社会资本的资源调动因子和横向网络因子对女性高层次人才体制内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强联系因子有负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弱联系因子和横向网络因子分别对女性高层次人才的体制外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与负向影响。     

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现状及开发初探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约为1．6亿，其人力资源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产业升级的成败。选取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及意愿调研中涉及人力资源开发的数据来分析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状况，从学理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即前置性开发、自主激励性提升、社会性开发、政策性开发，在开发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同时还要改善其心理状况和城市融入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初探——社区工作介入的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他们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采用优势视角的思维模式,可以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出发,逐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数据的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政治资本仅对男性有持续的正向影响、亲友网络关系仅对女性有持续的负向影响、教育水平仅对初次职业地位有正向回报，这并不是说市场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没有回报，而是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较低的人力资本和高同质性的关系网络有关，因此需要给予其更多的受教育和异质性关系建立的机会，协助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一个概念的社会学审视

本研究旨在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现实基础、择业机制与择业效果进行理论思考,以澄清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的"误解"。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现实基础来看,在城市空间中存在就业机会的"客观事实"与新生代农民工对识别与利用就业机会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与"动机激发",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前提条件;从其择业机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与供求匹配"三位一体"的择业机制下进行职业选择的;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后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适应性水平是衡量其择业质量的重要指标。     

论“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意愿研究的“世代关系”视角

在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城市的意愿如何？与之相关联的因素是什么及如何发挥作用？这是研究城市融入问题的前提、，梳理这两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论发现，更可以为改革户籍制度及相关政策、制定城镇化推进策略等提供新的切入视角。国内关于“农民工”迁移意愿的研究成果略显单薄，而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往往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迁移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框架，但诸多变量的解释力迄今仍未获得普遍认可。跳开二元视角，进入“世代关系”视野，尝试从作为子代（社会年龄、中观层面）的“新生代农民工”（历史年龄、宏观层面）与作为老一代“农民工”的父代关系出发，去描述和解释年轻乡城流动人员的迁移意愿及迁移决策，对理论和应用研究可能是一种创新和丰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以重庆为例的调查研究

重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具有市民化的意愿,并通过关注政府政策、与城市居民交往、丰富业余生活和参与城市社区活动等方式融入城市生活.但重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总体上并不高,而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环境等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以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的调查表明：企业或工作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不重视;收入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城市融入问题不能解决是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心理压力的根源：社会救助途径的单一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迅速有效解决的瓶颈;对人生缺乏长远的规划是心理健康状态骤变的直接原因;网络的发展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新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发力才能有效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引导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对新生代农民工有积极引导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城市融入度较高、民主平等和开放意识更强、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自觉性较高,能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党组织产生密切联系,这些都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有着广阔的发挥正能量空间。     

北京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及其行动

对于社区发展和社区成员主体性的充分展现而言,社区参与不仅是一种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目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区参与的程度又成为说明社区自治水平和社区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社区参与意愿是导致社区参与行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因素,因此,了解社区参与意愿就可能对社区参与行动进行预测。基于一项对北京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当前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文体活动、社区管理活动、社区志愿活动和社区公益活动这四个重要社区领域的参与意愿的状态及其与参与行动之间具体关系的状态,并分析未来时期社区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的变化。     

系统科学视阈下大学生入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激发大学生的入党意愿,引导大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是落实立德树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客观需要。从系统科学视角分析,大学生入党意愿是在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产生的。通过对大学生问卷调查,分析发现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专业、不同生源的大学生入党意愿无显著差异;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的入党意愿有显著差异;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因素均对入党意愿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应努力构建社会、家庭、学校、个人“四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及对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政治参与则是其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保障。目前,这一特定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呈现出:政治参与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政治参与态度基本处于冷漠、政治参与能力感比较弱和政治参与意愿比较强的现状。究其原因是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熏陶等诸多因素所致。当前,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关键要从他们自身意识的改变出发,最根本的就是要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     

劳动权益受损与行动选择研究:两代农民工的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参与比例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权益受损及认知、人生及健康侵害经历和认知、结社力量;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工会与居住状况.客观权益受损及其认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的影响说明工人的意识、觉醒及阶级经历对于行动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