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治”思想的内蕴及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荀子强调礼的制定、运行、遵守都要合符"道",这是礼治的实质。"礼治"一方面突出仁义和礼义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又突出"礼"的强制性、制度性和规范性,使得"礼"与"法"有机统一,在本质上实现同一。荀子"礼治"思想对我们当下"依法治国"的启示是:其一,礼治思想内蕴着朴素的辩证法,依法治国必须辩证地应用道德和法治,两手都要硬就是中国特色的"礼治";其二,抽取了道德的法规是徒劳的,而缺乏对法律的信仰的法规是僵化的教条;其三,用"礼治"收拾"人心"、"道心",用"法治"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导向;其四,创造性转化荀子的礼治思想必须放在现代性视域中加以反思批判,在双向展开中继承和弘扬荀子的礼治思想精髓。     

浅论唐代传奇女性悲剧命运与法典礼制的关系

唐代爱情传奇中，女主人公多是悲剧命运，这是男尊女卑、买办婚姻等封建法典礼制所造成的。唐爱情传奇是对封建礼法下妇女爱情悲剧的艺术再现。研究唐爱情传奇中妇女的悲剧命运，有助于认识封建法礼的残酷性，清除其在妇女及婚姻上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及相互之间的战争,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至魏晋之际,少数民族内迁形成高潮.内迁少数民族在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相继走上了封建、汉化的道路.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自身物质及精神文化,各民族的关系也在长期的相互斗争中进一步融洽,从而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规模最大一次民族融合.     

历代治边方略和反对民族分裂问题

历代中原王朝主要以军事威慑和羁縻方式治边，保持同少数民族政权的松散联系，随看王朝的兴衰轮回，边疆地区常陷入治乱交替而难以实现长久安定。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民族政策，使各民族关系建立在共同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团结稳定。     

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的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一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二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三是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四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些民族政策的实施,确保了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最终实现了大转移,影响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也为党进一步制定民族政策积累了经验。     

唐代家庭财产的法律继承和遗嘱继承

隋代以来的“析籍”政策将大家族、大家庭解体为家庭、小家庭 ,随之而来的是大范围的分家析产。唐代初期 ,为了确保国家的赋役 ,防止百姓借“合户”“析户”逃避纳赋服役 ,唐王朝先后制订了与解决这些问题有关的分家析产政策 ,终于催生了一套以《户令》为中心、实际可行的分家及家产继承法令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熟的相关法令。同时 ,这些政策、法令的施行 ,又为家产的遗嘱继承提供了可能 ,家产预分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家产的遗嘱继承 ,既依照分家及家产继承法令 ,也突出了家长对财产的处分权和子孙的析产愿望。至唐代中晚期 ,以遗嘱继承为主要形式的家产预分 ,成为分家析产的重要方式。     

“宽严相济”视野下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反思

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是正确处理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体制背后的少数民族发展与族际交往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少数民族面对地缘结构解体、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潮流,都市少数民族文化将面临的汉化和西化,民族结构在充满张力和无序调适的变迁演化过程中需要进行应变。文化自尊心表现强烈的城市少数民族民族心理要在这样的激变中守护民族主体文化,同时更要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与各民族和谐相处,通婚关系中的民族关系更需要相互的理解与尊重。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政策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对民族自身和地方民族关系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国家政策的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也是民族国家发展进步与持续发展的体现。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及其启示

先秦儒家以周“礼”思想为源泉提出了“礼治”思想。“礼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孝忠”思想和“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意义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即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意义，一是对红军长征及中国革命的影响，二是长征促进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成熟。     

“吐谷浑”的名词释义及吐谷浑国历史地位的个案分析

吐谷浑是我国西北古代民族之一,其历史由来赋有传奇色彩。文中,笔者试图以时间为脉络,从吐谷浑国各代君王的典型事例出发,探讨吐谷浑国的建立、兴盛和衰落,以达到"吐谷浑"名词释义的目的。吐谷浑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的,至唐朝初年瓦解。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吐谷浑国利用自身地理环境、民族血缘、战略地位等因素周旋在西域和中原王朝之间。通过资料整合,笔者创新地从吐谷浑的地理环境、三国的民族血缘、唐蕃对吐谷浑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识、唐蕃的边疆政策、吐谷浑内部亲唐和亲蕃势力较量五个方面对吐谷浑国与唐蕃关系进行个案分析,了解吐谷浑国在我国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地位,认识吐谷浑国瓦解时期唐蕃统治者的民族思想。     

对我国少数民族现行经济政策的思考

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是国家对特殊资源的分配和调动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改革开放 2 0年来民族经济政策基本内容的探讨 ,提出了 2 1世纪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     

元世祖忽必烈的民族观与政策实践

民族观是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与政策。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王朝，元世祖忽必烈的民族观是其实施民族政策的基础，忽必烈在位时期采取了许多改善民族关系的措施，解决了许多民族和地区间的矛盾，基本上把全国各地统一起来，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大业，在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述评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对于增强各民族的团结,调动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我国法律和政策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尊重.近年,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应在梳理既往政策内容的同时,结合当前贯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完善这一政策的建议.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吗？

礼与法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费孝通先生把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但由于他是在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礼”这一概念,因此他的“礼治社会”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双重的含义无法的社会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我们在把握费老的“礼治社会”时,应该把它正确理解为是主要依靠传统来应对生活需要的社会,而不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     

我国对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支持政策的发展

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就其范围来说,是指对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成员所实施的教育。教育政策中通常是把“民族教育”作为一个体系确定的,民族农村教育政策具特殊性。新中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培训工作

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培养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关系全局、人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在对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培训工作中要把握好五个方面教学内容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创新意识;加强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教育;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组织好参观考察活动.     

儒家伦理中的礼与和谐社会构建

在儒家看来,礼的制定就是为保证社会稳定,它象征着一种有条不紊、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讲,礼作为儒学的核心,仁学实质上是礼学,德治实质上是礼治。就现实意义来讲,儒家思想的礼对个体、家庭、国家关系、自然、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民族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鉴于事关少数民族的相关问题往往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借以攻击我国民族政策,图谋挑起民族事端,进行民族分裂的切入点。为了探明事实,明确认识,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认知环境,有必要就民族研究中几个认识模糊的问题展开探讨,其一,"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二者能否视同?其二,可否能将我国少数民族直接指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其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教育、就业、贫困等发展滞后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何?     

国共两党早期的少数民族概念与民族政策

早期的国共两党无论是少数民族概念来源还是民族政策都存在差别。中国国民党的少数民族概念源自清末排满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概念则来自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从"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转变而来。在民族政策上,国共两党虽然都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但二者又存在显著的差别:国民党要求实现单一制的统一国家,在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同化下形成大中华民族;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则经历了从民族自决、联邦制政策向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转变的曲折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