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司法意义——从一起强迫介绍妇女“做小姐”并收取中介服务费的案例谈起

在刑事审判阶段,作为刑事司法主导力量的法官应当在刑事审判中坚持价值中立、地位中立。在定罪方法上应当公正,即必须有利于限制刑罚权并且不得超法规加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取向的必然结论。在认识论上应当坚持相对主义。法官有权以刑法规范为据而改变控诉罪名。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的思想和法律渊源探讨了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向相对罪刑法定主义转变的历史发展 ,指出 ,罪刑法定不仅是刑法价值取向问题 ,而且也存在一个立法技术设计问题。立法技术设计主要涉及立法和司法裁量的关系。我国刑法从立法上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这是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 ,但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的要求绝不仅仅是法典化 ,而且要在整个刑法运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行为之定性研究——对李宁案的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宁组织卖淫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刑法规范用语"卖淫"一词界定解释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刑法学者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分歧。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僭越刑事立法权,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适用刑法规范应当考量的非形式性价值因素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所做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适用刑法规范除从形式上认定其符合性外,还应当将刑法规范所蕴含的立法目的、社会普遍认同情理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等非形式性因素置于刑法体系当中进行考量。     

部门法方法论的又一项新成果——评《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

我国1997年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刑事法治在刑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根本标志。然而,立法化的罪刑法定其价值有赖于在司法运作中得以实现。因此,关注司法环节,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     

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它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而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刑法基本主义才是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并非都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而存在着例外规定."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建议在立法上完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保护“与“保障“的差距——论“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是我国长期推行的一项刑事政策,该项政策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强调刑法对犯罪的惩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提倡的刑法价值有所冲突.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与"严打"刑事政策各自蕴含的价值倾向展开论述.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空间——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解释起到相当的作用.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区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刑事政策可以发挥其在刑法解释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但是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解释中应当排斥价值判断,对其解释的性质只能是某种事实的追认,即事实判断.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一旦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现错位,类推解释则会出现,进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谈骗取社会福利行为犯罪化及刑事司法应对

近年来,骗取社会福利现象愈演愈烈,欺骗形式层出不穷,社会危害性严重。骗取社会福利行为刑事司法应对的立场应坚持罪刑法定和分而治之的原则,即既要正视骗取社会福利行为调整在目前立法上的空白,适时弥补法律漏洞,也要在现阶段及时利用已有刑法规范加以积极应对。分析骗取社会福利行为入罪的理论基础、域内外刑法规制情况,可将扩大刑事司法适用范围、建立"双轨制处罚模式",完善立法规定、堵塞法律漏洞,采用宽严相济、以宽为主的刑事司法政策,作为骗取社会福利犯罪行为的刑事司法应对发展方向。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论刑法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

理论界在讨论刑法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时主要采用两种原则:相关原则和分离原则,这两种原则的纷争背后蕴涵着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和刑法价值取向的选择。在刑法立法中采取相关原则更能彻底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且符合当代刑法的价值取向。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干问题研究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案件近年来不在少数,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部分判例是对此罪的滥用。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学方面看,把握此罪的构成要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从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相关判例可以分析探讨此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危险方法的认定和公共安全的认定。司法实践应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任意扩张此罪外延,进行扩大解释。     

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与解决路径

刑法司法解释或法外立法，或与刑法规范内容相冲突，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因此，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溯求，转变旧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观，防止越权解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科学解释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环境刑事保护之行政从属性研究

犯罪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是指立法者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部分内容授权给行政权加以填补,只有通过行政法或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才能确定行为人是否该当构成要件。应当采取必要的司法和立法措施以防止行政从属性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明确性原则带来的挑战:一是加强刑事立法中授权行政法规的明确性,严格限制对部门规章的授权;二是在构成要件从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时,法院除了应对行政行为进行形式审查,还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     

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论和心理强制说。其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罪刑相当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都存在较大争议。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在价值取向上、立法要求上、司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协调。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上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但在司法上,有一些问题也必须得到重视     

环境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探讨

在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环节上，中国的刑事立法尚未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予以规定。司法实务在追踪环境犯罪和违法行为时，大多采用推定原则来确定因果关系，进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此种做法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欲将疫学因果关系引入中国环境刑法理论，并用于司法实务，可取的方法是对中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进行技术性修改。     

司法机关会议纪要的刑法法源地位及适用原则

司法机关会议纪要作为司法机关出台的指导性文件,对我国刑事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其能否取得刑法法源地位,尚存争议。基于刑法作为部门法的特质,无论是在法源理论上持何种学术立场,罪刑法定原则都应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下,一方面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司法机关会议纪要作为"非正式法源"或"次法源"的刑法法源地位,另一方面也须对作为刑法法源的司法机关会议纪要提出适用原则的限定。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北大核心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