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根基与诠释

当今学术界对无限防卫权的概念与特征存在不同认识,有人甚至建议取消这项新规定,这种争议其实都源于对无限防卫权的权利本位的认识模糊。刑法规定无限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包容关系,无限防卫权除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的基本特点外,还应该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对无限防卫权的权利根基进行探究,并对其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含义进行诠释,对正确理解无限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无限防卫权的理性反思

新刑法对无限防卫权的规定虽然有利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但同时也极易导致防卫权的滥用,使现实和法律中的某些整合或平衡关系遭致破坏。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并无多大实际价值。     

无限防卫权及刑法第20条的理性思索——兼与张成敏教授商榷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学上颇具争议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无限防卫权存在的诸多缺陷以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对张教授的二难悖论作出回应。认为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规范所应选择的立法模式。     

"无限防卫权"质疑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新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确立引发了关于其利弊的讨论.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刑典中规定的"无限防卫权"弊大于利.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以确保法律的公正和理性.     

无限防卫权问题及对策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修正后所确立的一项新条款，反映了立法主体对正当防卫态度转变。文章试图从无限防卫权的具体应用中来阐述问题，以求无限防卫权规定之完善。     

无限防卫权的思考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构成条件、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等都做出了明文规定,但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正当防卫的限度、无限防卫权的界定问题,依然存在着争论。本文对无限防卫权的界定及适用无限防卫权问题之规定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对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有所启发。     

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质疑

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但无限防卫权的确立损害了“刑罚权应由国家统一行使”的原则，损害了刑法的公正价值，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违背了正当防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我们应在立法上尽早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     

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

为了鼓励、支持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保护其合法权益,1997年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增设了无限防卫权制度,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无限防卫权并不是绝对防卫权,其发动和行使有严格的主客观条件,尤其是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其实,极端情绪的压抑作用应是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     

浅析抢劫犯罪中受侵害人无限防卫权的行使

本文讨论了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具有无限防卫权。及受害人行使无限防卫权应注意的问题。     

论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但如何正确理解和行使这项权利,争论颇大。本文就争论较大的三个问题:无限防卫权的设置、刑法第20条第3款中有关用语的理解和无限防卫权的构成条件进行了分析。     

刑事诉讼构造下的司法令状主义

文章在引出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为着眼点,通过对司法令状主义的介绍和分析,论证了司法令状主义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构造中的地位。最后,论证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决定了不能实施司法令状主义。     

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以是否区分参与人的类型和程度为标准,划分了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制共犯体系。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有犯罪参与者只要为犯罪成立提供条件的,均按照正犯处理;将犯罪参与者以作用的大小为标准划分为主犯、从犯;对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刑;这些均符合实质的单一正犯体系的特征。将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为单一正犯体系,避免了理论上因区分正犯与共犯而导致的问题,有利于科学定罪、合理处罚。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评析

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在特别程序一编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一节,旨在肯定多年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经验,特别是首次在立法中确立了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在场、犯罪记录封存四项新制度颇为引人关注。分析四项新制度的内涵与未来适用展望。     

刑事和解程序的刑法价值分析——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切入点

公诉案件中采用和解程序并不影响刑事实体法价值的实现,相反它对传统刑事司法观念进行了巨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刑法理论与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有利于实现被害人利益与加害人权利、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以及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对于刑法价值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刑事政治与刑事政策——兼论"宽严相济"

以抑制和惩治严重分裂性社会行为为中心任务的政治,或曰举凡直接涉及刑事权力的来源、配置、行使、效果、制衡等的政治,即刑事政治。现代刑事政治是宪政化的。刑事政策采取的是静态视角,而刑事政治则采动态视角,它不仅指涉刑事政策中的正面力量,也指涉刑事政策外的负面力量。当下,"宽严相济"由一般统治方略向基本刑事政策转变,它是现代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实践贯彻,它反对"利诱、威胁、打击"而崇尚"诚信、合作、共赢"。     

犯罪发展与刑法演变

本文提出了“犯罪发展”的概念。社会发展决定犯罪发展,犯罪发展对刑法演变具有深层制约作用。可以从犯罪侵害对象、犯罪形式、刑事责任等多角度研究犯罪发展。刑事法制演变体现了刑事政策价值地位的变化。在我国,还存在着法网不严密,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适用的观念理解存在误差。     

再探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

转化犯是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并存在很多争议。文章认为 ,转化犯是指在行为人实施的已构成某一故意犯罪 (本罪 )的基本行为的同时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 ,由于特定行为或结果的出现 ,使基本行为与特定行为或结果的结合该当另一较重的故意犯罪 (转化罪 )的构成要件 ,依法律规定以转化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     

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重新定位

因刑事责任能力免罪,使得司法实务中出现了罪刑失衡现象,由此引发了关于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重新定位的争议及探讨。鉴于现行法律体系下,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无力给予否定评价、不利于保护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等原因,应当剔除出犯罪构成,不作为定罪依据,仅作为量刑依据,以体现刑法的公正性与科学性,符合防卫社会的要求。     

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联动:由刑事判决到刑事执行的思考

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连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即为刑事判决。刑事判决是刑法适用的结果,也是刑事执行的依据,但由刑事判决所固定的刑法适用结果与实际执行的具体需求之间理论上存在"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的矛盾。作为刑事判决结果的"刑罚份量"由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内在决定,而受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精神的制约,允许在刑事执行过程中依据改造的实际效果,减少由原判决确定的刑罚量,以至真正成为问题的仅是"刑罚过剩"。减刑假释制度能够分别通过减少原判刑罚或者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形式缓解"刑罚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