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中的强制到案措施之不足与整合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侦查到案措施包括:拘传、拘留、逮捕,立法的不足在于:第一,没有明确强制到案措施与羁押的分离,混淆了羁押防范措施与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第二,拘留所附带的关押期限太长,而使其变成一种准羁押的诉讼防范措施;第三,没有明确公安机关的无证强制到案措施,从而导致本属警察法所规范的留置盘问措施在侦查中滥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羁押与强制到案措施分离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缩短拘留所附带的监禁期限,整合留置盘问与其他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留置盘问作为紧急情形下的侦查强制到案措施。     

浅谈扭送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任何人有权将现行犯和在逃犯强制送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行为称为扭送。英美国家则把任何人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对现行犯逮捕称之为“无证逮捕”,德国叫“暂时逮捕”,法、日则称为“对现行犯的逮捕”。但在我国法学界,对扭送这一法律行为论述的还不够系统。本文拟就扭送对象、送交时间和处所及对     

刑事强制到案制度构建刍议

刑事强制到案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和追诉效率，历来为世界法治国家所重视。我国现行法没有系统设计刑事强制到案制度，而是将强制到案措施与羁押措施混为一体，造成了侦查办案的实际因难，客观上驱使着侦查人员寻求法律规定以外的到案措施，违法执法。探讨设立刑事强制到案制度的价值基础，分析强制到案制度所应实现的功能目标和应确立的运行原则，构建刑事强制到案制度是实现程序正当、司法公正，提高追诉效率，切实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     

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从双元中心主义到一元中心主义——建构“连环扣式”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目前的三元结构构架,即羁押性措施、羁押的替代性措施以及非羁押措施,在更深层次的建构逻辑上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分别以拘传和逮捕为逻辑起点的双元中心主义在实践中倒向一元的逮捕中心主义,反而不利于羁押率居高不下的解决。与其采取逮捕中心主义的一元构架,而以拘传为原则的一元中心主义有望为这一难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种以拘传为原则,以取保候审为例外;以取保候审为原则,以逮捕为例外;以逮捕为原则,以拘留为例外的＂连环扣式＂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以强制措施的从弱到强之逐级适用方能符合其本来应有之内在逻辑,在实践中也有望打破逮捕中心主义引发的种种困境。     

侦查中强制到案措施基本问题研究

侦查中强制到案措施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它的概念,对概念的探讨必须涉及基本人权、适用主体、目的功能的分析。强制到案措施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有效的强制和适度的剥夺人身自由。对其运行机制的分析则包括运行原则和权力配置机制两大部分。     

对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思考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对包括逮捕、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在内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     

论羁押“必要性”

“必要性”既区分“羁押”与保证到案的拘捕等前提行为,又区分“羁押”与保释等替代措施。羁押的必要性是指羁押对于达成保全嫌疑人的人身、保全证据和预防再犯等羁押目的是必需的。我国附带了羁押效果的拘留和逮捕措施,在行动之初就应体现羁押必要性。     

我国扭送措施的反思与完善

扭送作为人民群众同犯罪作斗争的有力措施,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得过于原则粗疏,致使扭送措施在实践中存在性质不明、主体范围过小、对象权责不明、处理机关范围狭窄、扭送时间难以确定等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功能价值的发挥。在对这些问题反思后,扭送措施应当得以完善,真正贯彻落实专群结合的路线,增强人民群众打击犯罪的积极性。     

扭送问题新探

由于我国对扭送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今后应该在立法层面上细化有关扭送制度的具体规定。让扭送制度既能打击犯罪又能保障人权,同时也能够充分调动群众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扭送立法新论

扭送是指公民将具有法定情形的人强行送交公、检、法机关处理的行为,它是法律赋予公民同犯罪做斗争的一种权利,是见义勇为的一种类型。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扭送制度的规定太过原则和抽象,没有明确扭送主体的法律地位,有关扭送主体及对象的权利保障机制也不够完善。在社会实践中,扭送也存在被滥用或运用不够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扭送制度进行专门立法,制定统一的全国性的规范扭送制度的《扭送条例》,使扭送有法可依,充分保障扭送主体及扭送对象的合法权益,实现控制、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伸张正义,压制邪念。     

对逮捕强制措施适用的调查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在逮捕强制措施方面作了重要的修改,在逮捕必要性方面细化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和＂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逮捕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整体意识增强与整体效果不佳并存,重法定量刑证据的收集与轻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的意识并存,重逮捕必要性结论与轻逮捕必要性论证的现象并存,高逮捕率、低瑕疵率与低逮捕率、高瑕疵率的现象并存的特点。分析其产生特点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有助于完善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     

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研究

证人保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及司法实践中是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这也导致了绝大部分的证人不出庭作证,仅以言词证据由公诉人呈现给法庭予以质证,甚至出现证人拒绝作证等情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制度着手,制定相应的法律,确保证人作证后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浅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规定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中确立了强制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然而这一规定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该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     

关于行政传唤适用情况的调查分析——以河南省公安行政执法为例

通过对行政传唤适用情况的调研，发现行政传唤在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行政传唤的适用期限理解错误、行政传唤适用对象混乱、强制传唤的适用随意性较大以及行政传唤缺乏救济途径，这既有立法的原因，也有执法理念的原因。为了防止出现上述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明确行政传唤的强制措施的属性，明确行政传唤的适用对象，明确传唤的启动条件和实施条件。     

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重构——从比较法角度分析

由于刑事羁押制度的缺位,当前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变革。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地位独立、捕押分离以及法院主导程序应是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构建中国刑事羁押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     

从刑法视角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在民事诉讼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法院,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从而实现其非法目的的行为。诉讼欺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     

不应轻率地让反贪侦查人员从幕后走向台前——新刑诉法下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之我见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13年《刑事诉讼法》都对侦查人员出庭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当前关于侦查人员出庭的意义和价值近乎形成共识。但由于相关制度的疏漏、保障措施的缺乏,使得司法实践中很难确保侦查人员按规定出庭,难以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对相关法律条文及侦查人员出庭的司法现状分析来看,现阶段不宜轻率地让反贪侦查人员从幕后走向前台,而应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建立应对保障措施和立法完善建议。     

论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

近年来,各大诉讼法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修改,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这两个被学界争论已久的概念又成为了争辩的焦点。有的学者重新提出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观点。对此观点,第一、从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法院不是证明的主体;第二,法院的查明责任不是证明责任;第三,司法人员的责任制与错案追究制度不是法院在没有履行证明责任后的不利后果。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论述法院为何不承担证明责任。     

对侦查阶段毒品犯罪证明标准重构的思考

侦查阶段毒品犯罪的证明标准相对模糊 ,可操作性不强 ,而且 ,毒品犯罪的最终处理机关是人民法院 ,因此 ,应当立足于司法实践的要求与证明任务完成的需要 ,对侦查阶段毒品犯罪的证明标准重新设置 ,设置的内容包括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