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协同研究

从中国流通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出发,通过对流通业与制造业两者之间的协同理论分析,指出依托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中国流通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利用2003-2015年的中国流通产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中国流通业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带动中国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845%。最后,从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提出依托制造业,发挥协同效应,进而推动中国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政策建议。     

美国针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安全考量研究

近些年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井喷状态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不断受挫的案例。本文就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处理进行研究,发现国家安全考量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美国本土企业的利益、政客声望等因素,也籍由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而发挥作用,使得美国针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具有突出的政治化色彩。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制度偏好与对策启示

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选用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沿线57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数据,剖析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制度偏好发现:(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有着独特的制度偏好,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显著偏好于对有较差政治民主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2)中国企业会通过对制度环境的接近性和偏向性识别,寻求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扩张:一方面,中国偏向于对政治民主度与本国接近的东道国,尤其是对制度劣于本国的东道国投资扩张;另一方面,中国偏向于对政府效率和法治规则与本国相差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扩张投资;(3)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是中国企业规避制度风险的有力手段,有助于推动对制度环境较弱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别对东道国经济体的影响,特别是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尽管对于发展中东道国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优势,但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比发达国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FD I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区域分布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敏感度不高,行业分布显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政策的完善建议,以及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相关建议。     

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中国是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大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外资,2002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进行展望。一、中国利用的外资的现状。中国大规模的利用外资应该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其中最能体现中国吸引外资成就的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化。1、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和外商其它投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     

美日印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举措及借鉴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相比较而言,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在发展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对我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需完善境外投资法规,规范管理体制;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建设;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导向。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新论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参与国际经营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企业垄断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传统的以及修正了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忽略了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垄断优势。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的优势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不具有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仍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是企业挖掘和培育优势的过程。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优势的培育是正向促进的关系。这就是"优势培育论"。以中国为例,积极发挥投资主体的能动性,培育其优势,需要建立互补式国际战略联盟、组建跨国企业集团以及努力培养一大批学有所长、勇于开拓和精通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业务的人才。     

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实证分析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复杂影响。分析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可降低直接投资风险,有效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2007年与2009年的国际贸易数据比较,我们从多个受影响的经济变量中分析出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文章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无显著影响。该结论对于更好地认识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中的贸易政策取向

以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为主要方式的要素和产品的国际流动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贸易与投资一体化改变的不仅仅是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更重要的是从生产经营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微观基础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贸易政策的选择与调整既要有利于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要有利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中美贸易非均衡的经济政治分析

中美贸易的非均衡，不但对两国经济关系，也对政治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从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所体现的经济结构高下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由此引起的贸易互补性；贸易顺差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的相关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国际经济竞争力的迅速提高引起美国对中国参与国际生活的态度变化等角度，分析其原因和结果，并对两国贸易的发展趋势和如何解决贸易不平衡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核准制度的问题及完善

为了配合我国外资政策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转变，我国对外投资法律也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便利了对外直接投资。然而，现有的对外投资核准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降低了法律的透明度，增加了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成本。有必要通过制订统一的《境外投资管理法》并设立统一的审批部门，并通过法律明确认可诸如自然人等非法人实体对外投资主体的资格，从而真正实现对外投资的便利化。     

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日益趋同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对外贸易与FDI流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是相关的,但其相互促进作用不明显,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尚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鼓励法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来",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党的十六大上提出"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走出去"战略和鼓励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确立后,政府对于"走出去"几乎没有任何鼓励措施,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在缺乏政府保护和扶持的条件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应在借鉴海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鼓励政策国际经验的前提下,对现行落后的国内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全面构建适应我国实际情况且符合国际惯例的完善的海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鼓励制度。     

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变化与应对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探索出独特的对外直接投资道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化主体、由单一中心向价值链布局优化型多区域中心演进、从低端制造向研发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投资演进的特征。面对全球化新形势,适应全球价值链重组新趋势,各国投资政策也在做出调整,国际投资规则区块化特征明显,投资争端与贸易摩擦增多。中国应关注国际投资环境和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重组国内价值链,构建区域价值链,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亚五国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OFDI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受到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制度环境及产业基础的正向影响,而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劳动人口结构、我国与东道国贸易的紧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动机与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中的边际产业转移有所不同,投资目标更加多元化,更多地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从而也更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关于中美贸易战下辽宁经贸发展的几点建议

中国正面临中美贸易战的严峻形势。美国通过加征关税、投资设限等手段,意为打击中国产业发展,尤其高端装备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阻碍中国作为贸易强国的崛起。辽宁作为制造大省,中美贸易战对其出口贸易、境外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升级等必将带来一定冲击,辽宁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战,对于辽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意义重大。辽宁应积极调整发展策略,加速产业升级,实现贸易战下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思考

由于受西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我国的理论界和企业界对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严重制约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为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健康地发展，必须探讨适合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批判地吸收当代西方国家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必须从宏、微观角度全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