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法治乡村建设存在涉农法律规范体系不够完善、乡村行政执法力量有待加强、司法参与乡村治理参与度低、乡村整体法治氛围尚未形成等问题。对此,应通过完善涉农法律规范体系、提升乡村行政执法能力、推进司法参与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普法宣传实效等措施以期进一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行稳致远。     

乡村治理:精英分类与逻辑选择

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的乡村精英分类学说并未根据乡村精英的差异明确区分出相应的治理方式。依据我国乡村精英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乡村治理精英可进一步细分为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乡村治理应当遵循权变思想,针对不同的乡村治理精英类型采取不同的乡村治理逻辑: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强大时,乡村治理逻辑应当依靠充分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弱小时,基层政府应当着重运用官僚体制自身的理性力量,发挥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     

多元治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乡村数字治理：社会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治理维度研究

现代村规民约具有浓厚的法治属性,是一种民间自治规范,具有乡村秩序治理、行为规范和立法补充功能。然而,村规民约在运行中存在与国家法治的冲突、制定程序与内容失范、执行与监督机制缺失等诸多困境,应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修改程序、弥合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确保村规民约贯彻落实到位、严格村规民约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进而强化村级自治,推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乡村治理视阈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稳定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现阶段为使乡村治理趋向善治,应以乡村组织网络的发展为重心,发展和培育社会资本。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当前，中国式乡村治理中部分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乡村治理物质基础仍有短板、乡村治理法治化仍存“梗阻”等问题，均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囿。通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引领、以强化基础支撑为保障、以乡村治理法治化为抓手等举措，为深度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选择。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呈现出坚持基层党支部、基层政权和民众组织相结合的治理体制;注重乡村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基层政权执政能力;运用组织建设、思想动员和文化教育,激发群众的参与自主性;从边区乡村实际出发,进行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等特点,适应了边区乡村实际,促进了边区社会发展。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近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但它经过了艰难成长期和茁壮成长期。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中国现行乡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要求把乡村治理好,然而,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却出现了乡村关系不顺的现象,乡镇政府干预村民自治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成效。因此,必须理顺现行乡村关系,健全相关的制度体系,转变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改革现行政绩考核机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乡村振兴战略下广西边境民族地区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生态多样而脆弱,乡村治理面临着组织、发展、文化和激励等方面的困境。进一步加强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新机制,强化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沿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实现治理有效的可行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最贴近基层群众又最具有本土特色的基层媒体，不但发挥着主流舆论阵地作用，同时发挥着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树立“引导群众，先要服务群众”的理念，切实发挥了助力乡村治理的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有助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六十年中国乡村治罂逻辑的嬗变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历史性的变迁，这个过程与现代国家建设密不可分，并且乡村治理明显服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理解乡村治理的逻辑就需要从整个时代的意义、从国家与乡村的互动逻辑中去解读，进而形成对乡村治理变迁的整体性判断，并对当前的乡村治理现实与未来走势进行定位。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NGO参与

经历多年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新的困境,需要重新挖掘治理的突破口。NGO参与乡村治理,能一定程度上改变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出现的问题,是一条值得深入研究的乡村治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