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后的从宽处罚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从宽分别存于两个层面,对被告人单独适用时并不困难,难点在于当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发生交集时,如何对其从宽处罚。认罪认罚是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刑事司法领域部署开展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刑事政策必须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具体落实到位,即认罪认罚从宽在具体的刑事审判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刑事案件需要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来实现,以刑法规定的相关量刑原则及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量刑情节为从宽内容。需要研究被告人既认罪认罚又与被害人刑事和解或者只认罪认罚但不刑事和解或者不认罪认罚但刑事和解这三种情况下如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以完成对其刑事责任的确定。     

论“花钱买刑”和解困境的消解

"花钱买刑"的质疑始终是困扰和制约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良性发展一大难题。事实上,受害人理当具有因接受加害人经济赔偿而与之达成和解的诉讼权利,与其说民众对"花钱买刑"产生质疑,毋宁说是对因"花钱"而使和解程序异化与和滥用的质疑。为防范"花钱买刑"式和解滥用或异化,必须对和解争议案件设置有效的监督程序,完善量刑规范化建设,同时兼采用多元化的和解形式,共同消解公众对"花钱买刑"的质疑与担忧。     

刑事和解视野下民事责任的承担状况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加害人通过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表现出其人身危险性程度的降低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减轻,司法机关由此可能决定对其予以从宽处理。刑事和解并不是民事责任承担对刑事责任承担的简单替代,不是加害人花钱买刑,其实质是将民事责任的承担状况作为影响刑事责任程度的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作为一种酌定量刑情节,民事责任的承担状况对刑事责任程度减轻的影响应该受一定限度的制约。在审判阶段,加害人对民事责任的承担状况不应当影响对其行为的定罪。     

刑事和解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及克服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应对犯罪方案，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国家机关则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虽然刑事和解有助于恢复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实践中它背离了刑法基本原则，因而应该用刑法报应正义对其加以限制。     

善待刑事和解——以对刑事和解的诘问为切入

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公众对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存在较多诘问和责难。刑事和解以恢复正义为目标，凸显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现实需求．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刑事和解的实现源于加害人真诚悔罪和被害人谅解．与“花钱买刑”有本质区别。在刑事和解之下，实现的是相对平等和实体正义，虽是一种“缺憾性”的平等和正义．但对被害人而言是真实可见的。刑事和解之后的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或者在量刑上从轻处理，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之终极使命。通过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予以区别对待，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和体现，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因此．善待刑事和解应成为当下社会应有的基本立场。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走出困境的可行之策——兼议检察机关操作规则的构建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已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由于刚刚步入正轨,规定尚不周详,仍存在花钱买刑、规则未妥善衔接等问题,需要立法的完善与社区矫正、国家扶助等机制的跟进。其中,检察机关任重道远,通过设立内部专门和解机构、分阶段确定启动条件与程序与构建程序重启机制等方法可更大程度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

《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受未成年人犯罪新情势及"积极控制"观念主导的刑法修正新趋向驱动.这一立法扩张举动价值在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满足大众安全期待.鉴于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风险,刑事司法应对其进行合理限缩.通过对法条的限缩解释来限制刑事处罚范围,对核准程序的完善来严格刑事处罚程序.     

浅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分别从"所犯罪行"与"刑事责任"两个角度阐述了与"刑罚轻重"相适应问题,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立法体现和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上,提出并论证了以刑事责任为纽带,重新确立"罪--责--刑"三者的均衡关系的体制.     

共青团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刑法仅是有关刑罚的法律命题,因为刑罚可以被赔偿、道歉等措施替代。刑事和解的过程性功能在于通过一整套程序的设置践行刑事和解的理念价值,作为该程序重要内容的帮教程序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尤为重要,只有帮助其实现了复归社会才能宣告和解使命的完成。基于共青团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由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扮演第三方并负责后期的帮教工作将是不错的选择。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对明确性原则的理性思考

明确性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模糊性也是刑法规范的基本属性,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承认、正视刑法规范的模糊性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与维护明确性原则。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较为成熟。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经济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致;刑事和解虽与现行司法模式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化解。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平、自愿、被害人优先和不违背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则,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作严格限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只能是人民法院。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量刑原则

古代量刑原则,是古代国家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中国古代量刑有三大基本原则: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基本准绳的原则,疑罪从轻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论构成要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法学是最为精确的法学。而这样的精确不仅仅是教义学的缜密的逻辑推导,还应在建构逻辑推导之前就以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作为价值基础奠基这样的逻辑大厦。这样的刑法学是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融合的成果,能够成为这样的最为精确的学科。“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翻译到教义学语言中就是犯罪论的“有效益犯罪论体系”、刑罚论的“例外规律——量刑反制定罪”以及行刑论的“刑事和解对教义学的价值回归”这样的一系列重大范畴。构成要件作为犯罪论体系最为基础的阶层,对于犯罪成立的定型、区分、个别化、推定等诸多功能,使得追求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又必须以之为入口（本文以刑事政策的视角观察构成要件的理论沿革。进而介绍罗克辛教授以刑事政策为导向进行建构引导的构成要件理论变革。最后对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教义学建构的结构和解构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论刑法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

理论界在讨论刑法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时主要采用两种原则:相关原则和分离原则,这两种原则的纷争背后蕴涵着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和刑法价值取向的选择。在刑法立法中采取相关原则更能彻底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且符合当代刑法的价值取向。     

质疑与反思: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寻找质疑牵连犯处断原则的新理由,应当结合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刑法典的具体规定。牵连犯作为刑法学范畴,与罪数理论的判断标准以及其在罪数理论的体系安排上均存在不协调之处。况且从现行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上看,牵连犯的应用也屡屡受阻。刑法学界新近出现的一些观点,通过对牵连犯的概念进行有限的改造,试图维护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亦在逻辑论证和结论证成上存在诸多破绽。牵连犯从一重处断原则实难在当下刑法学理论和刑法制度体系中寻找合适的地位。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罪的转化与刑法规范的协调——刑法第333条立法缺陷的理论分析

一般认为 ,转化犯是轻罪向重罪的转化 ;那么理所当然 ,在转化犯中 ,转化以后的犯罪的法定刑应当高于转化之前的基础犯罪的法定刑 ,这样才能体现罪刑相当原则 ,否则 ,就无法实现刑法典采用罪的转化这一技术手段的目的。但是 ,作为转化犯的适例 ,我国现行刑法第 333条在法定刑的设置上 ,与其转化犯的相关条款的法定刑之间却存在极大的矛盾 ,为具体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