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作为一项新的法律创制，统一认识是保证其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对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不仅兼顾了目的与手段的合法性，而且具有不同于逮捕措施的独立价值。     

浅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

修改后的刑诉法和刑诉规则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职责，并对有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本文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内容、检察监督的困境及检察监督的完善进行浅表性论述。以期对该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机制的新构建

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本文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性质、告知义务、执行等方面指出了该制度仍然存在的问题,条文中一个小的漏洞在实践中就可能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制度的缺陷。通过这些问题,检察院可以设置类似于逮捕批准程序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批准程序、相对应检察院依职权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依申请人申请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合法性审查、添加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阶段的审查批准手续、检察机关应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执行机关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监督决定等来完善对制度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机制的新构 建简

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本文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性质、告知义务、执行等方面指出了该制度仍然存在的问题,条文中一个小的漏洞在实践中就可能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制度的缺陷.通过这些问题,检察院可以设置类似于逮捕批准程序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批准程序、相对应检察院依职权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依申请人申请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合法性审查、添加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阶段的审查批准手续、检察机关应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执行机关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监督决定等来完善对制度的监督.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制定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强化检察机关对逮捕的监督和制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实现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分离.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主要由各个承担诉讼职能的办案部门负责,这种审查权的配置模式使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混同运行,无法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性.该解释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存在矛盾.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立法意图来看,由相对中立的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是较为理性的选择.检察机关可以考虑设立诉讼监督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由诉讼监督部门负责,以提升审查的实效性和正当性.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进行了全面的修改,特别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指定居所范围和法律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新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法律规范,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但是在实践操作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性质界定、适用条件、三类犯罪的界定、执行主体单一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等方面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本文将就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及对完善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理解和适用

新刑诉法第七十三条对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条件、场所、方式等方面作了全面的修正,首次明确规定了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可以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监视居住的特别规定,丰富检察机关办案中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从指定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概念入手,对指定监视居住适用范围和条件提出一些浅显的意见,希望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能尽快完善,从而保障司法机关公正办案,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在惩治腐败、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职能作用。     

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探析

监视居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介于取保候审制度和逮捕制度之间的一种强制措施制度,是我国较早确立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创新设置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为重大贿赂案件等的侦查提供了制度保障,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刑事诉讼法》设置的监视居住制度,特别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仍存在一些缺憾。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分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利于促进和保障该制度的实施。     

刑事诉讼规则在监所检察工作中的理解与适用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贯彻了“三个维护”有机统一的监所检察工作理念和大刑事执行监督的理念,将刑事执行监督职责统一交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主要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死刑执行临场监督、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对相关规定要予以正确的理解和适用.     

审查起诉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构建了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基本框架,考察审查起诉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律依据,需要从整个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核心。审查起诉环节中检察机关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决定具有最终决定权、建议权。     

浅析监视居住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监视居住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由于立法方面的先天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很少适用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成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鸡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的存废问题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困境中前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机关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都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指引相关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严重滞后和缺失。因此,加强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从立法主义转向解释主义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梳理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原因、功能等基本问题,认清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困境与出路是研究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不可回避的问题。     

试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简

英美法谚云：“警察是法庭的仆人，其主要是指警察必须根据法庭传召出庭作证”，①由此可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客观现实的制约，该制度在我国一直难于落实，严重影响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进程。2010年，最高检和最高法等部门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首次提出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亦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变革融入世界证据立法的具体体现，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侦查人员该以何种方式出庭作证？侦查人员作证的范围该有多大？在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同时应如何保障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人身权利？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显然不容忽视。我们拟以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运用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上述问题。     

浅析刑事辨认中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辨认是侦查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明确赋予辨认笔录以法定证据地位,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规定辨认制度,现有的相关规定简陋粗疏,无法对侦查实践进行指导与约束。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辨认亦存在着侦查人员操作混乱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完善辨认制度的程序规则和排除侦查人员非法获取的辨认结论两个方面着手。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化构建

2012《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对人民检察院在审前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相关的规定,这对于强化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的规定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将制约其作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程序化”,构建专门的听证程序,明确相关的程序性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     

论“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

"集体研究"本是民主决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却逐渐异化为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有效手段和逃避犯罪处罚的"挡箭牌"。本次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中对"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作了规定,这为有效打击这种类型的犯罪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论人民检察院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工作中的职能——以劳动教养制度为视角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目前由于缺乏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措施缺乏有力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责。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劳动教养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的检察监督,需要完善法律规定,并在监督内容上和监督程序上加以详细规定。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     

对审判管辖中级别管辖的反思

审判管辖中的级别管辖解决的是上下级法院在受理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级别管辖制度存在一些现实的缺陷,具体表现为管辖的标准过于抽象、客观上导致中国被告人和外国被告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法院的功能过于复杂。有许多学者和专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修改意见,其中认为取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管辖权是十分恰当的,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标准应当以法定刑格来确定。     

“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规范录音录像及其视频资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科技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我国革除传统口供主义的弊端,促进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权保障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将来的修正案中,有必要依据证明力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上的容忍性等积极完善科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机制,强化刑事司法机关的科技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