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监督体制理论与实践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对反腐败监督理论进行过一系列阐述,特别是列宁强调监督体制垂直领导,邓小平强调监督制度和法制,江泽民强调监督体制创新,这对我们研究和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监督体制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要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腐败,必须改革和完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改革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监督权力主体运行制度,改革和完善财政监管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监督体制,有效地预防和制止权力主体对权力的滥用,把权力腐败遏制到最小限度。     

加强制度创新 推进反腐倡廉源头治理

开展制度创新，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是使反腐败工作更有成效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推进源头治理，开展制度创新工作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强化权力监督、规范权力运作，围绕事关企业发展的人、财、物三项重点工作推进监督的规范化、科学化，真正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大数据技术在腐败防治机制中的应用

腐败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具有免疫功能的腐败防预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腐败防治乃至腐败免疫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本文在分析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针对传统的反腐败策略主要关注事后惩处而对事前预防关注不多的问题,结合数据挖掘理论对惩治腐败、预防腐败、腐败免疫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构建了基于大数据腐败防治机制,运用大数据系统的创新理论体系,给出了束缚权力的基于大数据的腐败防治方案。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     

官本位－腐败－治权

权力的腐败是当今世界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很多，但最关键的原因是制度腐败，官本位体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反腐败应从腐败产生的源头抓起，从制度上，源头上防止权力异化，确保人民主权。     

新形势下腐败犯罪的防治

在新形势下,腐败犯罪已经在国家权力结构各个层面爆发出来。从控制理论上看,官场是一个高风险的职务犯罪行业,官员成为潜在的职务犯罪人。在这种现实下,观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从历史经验与社会发展看,腐败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根本出路是中国特色的权力法治化,尤其是权力结构转型过程中有特色的法治演化过程。在对策上,应立足现实,进行调控制度创新,让权力在制度笼子中运行。     

从组织意义上认识腐败——兼析腐败的微观机理

腐败是对组织及其运行状况的描述,而不是对具体个人行为的界定,腐败现象的特征并不是腐败的特征。一些违纪、违法行为的增多是因组织腐败而造成。组织的不同层级有不同的监督制约机制,组织的微观结构决定组织的品质。治理腐败的关键是增强组织活力,活力来自良好的组织机制,机制产生于合理的组织制度,制度植根于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政治体制,治理腐败要靠组织制度和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创新。     

浅谈反腐败措施

腐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腐败产生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腐败主要是权力的腐败.权力本身具有膨胀的特性,加上主体的私欲,便使腐败由可能变成现实.要想真正遏制腐败现象,必须从经济、政治、体制、法律、思想道德等多方面全面入手,其中,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及相关法律制度是最有效和最持久的途径.     

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问题是转型期国内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思路;只有制度防范、体制创新、加大反腐败的成本,才能减少腐败的机会,从根本上消除其滋生漫延。     

治理腐败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

治理腐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既要建立健全科学、完备的制度设计,又要严格地落实制度,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论当代中国的隐性腐败

当代中国的隐性腐败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全面改革战略的深入推进必然要求我们在治理隐性腐败方面有所作为。借助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可以发现,当代中国隐性腐败与人性中的自利和理性密不可分。因此,隐性腐败的治理必须从经济人假设入手,摆脱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方式,通过制度预防、法律惩治、权力监督等措施,形成隐性腐败治理的新常态。     

执政党反腐败的根本是防止权力腐败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提出了建立权力运行机制的新论断,这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对于有效防止权力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执政党权力腐败的特征及其表现。江泽民同志指出:“党内一些人所以能搞各种各样的腐败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一条件,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因此,在腐败的种种表现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权力的腐败。权力腐败,也称权力寻租,即在私欲的推动下,权力迅速成为实现不正当私人…     

论根治腐败的制度支撑

确立科学分权的机制,明确掌握公共权力者的职责,完备公共权力行使的程序,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是抑制权力腐败的根本方法。只要全面推进和切实贯彻依法行政,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各种权力行使主体谨慎地行使权力,减少权力腐败行为。强化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刚性制约体制,加强各种监督力量之间的协调和联系,强化和完善人民(选民)自主选择自己管理者的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实现权力配置的合理化和规范化,将为根治腐败构筑起坚实的制度支撑。     

权力腐败的心理及文化传统溯源

要有效地遏制和整治权力腐败,首先必须对其主要成因进行全面而深刻地剖析,而后才能对症下药。本文着重从腐败行为主体的心理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两大方面来探讨权利腐败产生的原因。     

当代邪教治理的政治对策

严重的腐败现象是邪教产生与发展的催化剂。腐败是执政能力之癌,是政府和社会垮解之癌。它严重损害执政能力,使大量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破坏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引起不满情绪,使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使人们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造成信仰危机和迷惘;造成权力真空,使我们的政权丧失相当的群众基础,为邪教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为此,我们要进行体制、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消除邪教滋生和蔓延的政治条件,根治打击邪教。     

强化措施健全机制促进企业党风廉政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健全有利于防范腐败的体制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金融危机背景下反腐败的法律制度构建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腐败的可能性提高。腐败的原因既包括利益的引诱，也包括权力运行的制度漏洞、监督执行体制的架空，以及大环境和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为此，有必要提高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制度，加强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完善权力的制约制度，并健全监督制度。要使制度真正落实，关键在于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领导干部的责任心和人民群众的反腐意识。     

关于完善领导干部权力运行机制的思考

完善领导干部权力运行机制 ,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领导体制完善与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根本举措。本文从合理构建权力结构、严密权力运行程度、强化监督方面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     

从公共权力泛化看我国腐败的治理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者在利己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支配下,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标,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规范,牺牲公共利益来谋取少数人利益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因此,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防止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就我国而言,应从廉政教育、薪酬制度、监督机制、法治建设等四方面着手,使公共权力拥有者不想、不必、不能、不敢通过公共权力泛化去腐败,最终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善治与我国政府廉政制度再造

制度框架是腐败的诱因之一 ,要遏制腐败就要进行制度创新。善治作为廉政制度创新的理论选择 ,具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六大基本要素 ,从权力的多元化、信息的公开化和责任承担的切实化上影响着反腐败的理念和实践。我们应该从善治理论出发 ,探索我国行政改革视角下的制度创新 ,提出建立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等抑制腐败的行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