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行政任务私人化的辅警法制化问题研究

在警察行政任务私人化浪潮下,辅警参与警察行政任务之执行在我国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但目前没有一部法律或法规规范辅警的法律地位和职权行使,这严重违反依法行政和法律保留原则。未来立法或修法应明确辅警只是助手地位,无独立权限,必须在警察机关的指示下,协助处理行政事务,性质上仅为警察机关之辅助人力。警察行政任务也必须加以区分为绝对警察行政任务、相对警察行政任务和一般行政任务,并非任何警察行政任务都可以交由辅警执行,必须视任务的性质而定。     

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的国家责任探析

国家责任是国家历经不同阶段逐渐演进而形成的制度。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中,国家任务履行主体和履行方式的变迁促使国家责任形式发生转变。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中,国家责任分两种类型: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和不涉及公权力行使的。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国家责任包括两种情况:其一,私人属于授权行使公权力的,私人承担国家责任;其二,私人属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由行政机关承担国家责任。不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国家责任,国家责任表现为行政机关负担保责任。     

预算执行变更的表现形式与行政裁量界限

获批预算虽然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约束政府的收支行为,却不同于法律的执行效力.预算的计划性及其执行效力的弹性,本身就赋予行政机关和预算单位在预算执行中的裁量空间.除此行政裁量空间之外,要将预算执行中任何经费变动都报经立法审批,既不合立法审批的现实,又不符行政执行效率的要求,需要通过立法授权、设定条件等方式,进一步赋予行政机关或者预算执行单位在预算执行变更中的裁量空间,从而使行政权更好地配合预算的有效执行,使预算执行变更的行政裁量与立法控制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收入预算的超、短收,支出预算的经费流用与划转、经费追加与削减、经费扣押等,应当是执行变更的主要形态,也是设定裁量界限的规范重点.     

论私人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

我国行政主体制度对行政主体的范围规定仍然过于狭窄.确立私人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是完善我国行政主体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路径.私人完成行政任务,行使公共权力,应赋予其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行政机关授予或委托私人行政任务分为私人受托以行使公权力方式完成行政任务和私人受托以私经济方式完成行政任务两类.公权力的行使对公益与相对人权益影响较大,因而赋予私人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应受功能保留、国家担保责任、强制力国家垄断等原则的制约.     

《行政强制法》代履行制度的再思考——兼论公私协力背景下新行政法的变革

代履行制度本质上属于直接强制执行方式；将它称为“代执行”更符合它的本质特征.代履行人属于行政助手,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他必须按照行政机关的指示来完成行政任务.代履行制度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公法关系,因此行政机关与代履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公法关系,而不是民事委托代理关系.在公私协力背景下,代履行制度是私人协助行政机关完成行政任务在秩序行政领域的一个表现；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开始承担履行行政任务,行政法发生了变革.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兼论《行政强制法（草案）》

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项制度为基本内涵的。行政强制是保证行政机关顺利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行使行政权的有力保障。由于没有统一立法,因而存在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权归属不明、缺少程序规范、裁执不分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行政强制法》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行政强制法(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为目的,规定了实施强制应当遵循的法定原则、适当原则、不得滥用原则、和解原则、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和救济原则。     

私人违法行使公权力亦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透过公私合作视角考察

现代行政任务日趋繁多复杂,行政机关不得不寻求与私人合作共同完成行政任务,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完成行政任务,行政机关授权或委托私人行使部分行政职能包括公权力的行使,私人开始行使部分公权力。国家赔偿主要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者,私人违法行使公权力亦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现代行政国家行政任务不断增加,行政机关为完成行政任务,不得不同私人部门合作,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行为是弥补公私合作背景下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的不足而孕育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契约和私法上的契约。通过对"治安承包"这种典型的公私合作行为形式进行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期考察公私合作行为的法律形式。     

行政法上的私人种类探析

以行政主体(行政权、行政行为)为中心展开的传统行政法理论很少研究与行政主体相对的私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问题,这导致传统行政法理论存在诸多缺陷。近年,随着行政法研究的深入,私人地位问题已经引起行政法学者的重视,但是,行政法学对私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相对人上,而对行政相对人之外的其他种类的私人的研究却很不充分,致使无法对行政法上的私人形成全景式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私人"概念为依托,以大陆法系国家公权利与反射性利益相区分的理论为工具,将行政法上的私人分为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和一般公众,并揭示各类私人的实质,从而为分析各类私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奠定基础。     

论开放社会中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

行政参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开放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行政参与的普及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而这种广泛的行政参与并非毫无节制的,无论是参与主体的资格还是行政参与的适用领域均需明确与合理限制。只有正确把握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依法行政。     

规范行政执行主体提高行政执行效能

行政执行效能是执行主体进行执行活动所要实现的应然结果,是执行主体执行行为的方向。执行主体是影响行政执行效能的主导因素,科学界定行政执行效能的内涵,有利于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指向与行政效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执行主体的行为在自身经济人特性、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的影响下,常常偏离行政执行效能的基本要求,导致执行效能低效或无效。应从强化责任感、树立法制观念、树立群众观念、完善执行责任追究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入手,规范和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作用,提高执行效能。     

我国行政不作为救济的检讨

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存在的一种行政行为,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理论研究和法律规范还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究竞什么叫行政不作为,是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依法定职权或应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履行也有可能履行,但在程序上消极不为的行政行为.因此,有必要从分析我国行政不作为救济的现状进行研究,并对行政救济的两种途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进行探讨.     

论政策执行“种瓜得豆”窘境:成因与治理——以特色小镇建设雷同化现象为例

政策执行"种瓜得豆",会使决策目的落空或打折,危害明显。透过特色小镇建设雷同化现象观之,行政心态"急"化、行政角色"利"化、政策执行"离"化等是其主要成因"。急"化心态导致一级催促一级"多拉快跑",以至面目相似的"特色小镇"蜂拥而上。行政"利"化倾向驱动地方官员只顾财政收入与政绩加分,竞相争取特色小镇建设指标之后,敷衍了事"。权威碎片化"为政策执行"离"化埋下伏笔,面对难以完成的任务,下级倾向用"拼凑应对"与"共谋"策略,以普通小镇冒充特色小镇。对此,优化行政考核,即调整考核指引、坚守考核重点、重构考核方法等是可能的因应之策。     

论我国行政征收补偿程序的不足及完善

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定的程序,以强制方式取得私人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行为.我国的行政征收补偿程序主要分为土地征收补偿和城市房屋征收补偿.但目前我国的行政征收补偿程序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征收目的不明确,征收程序启动较随意化,征收补偿缺乏统一而明确的程序规则等,需要进一步完善.     

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之冷思考

随着行政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引人关注,有的地方政府对此制定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但却往往将这种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这与行政机关乃执行机关的角色定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首长负责制的行政领导体制以及现代行政的效率追求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制定行政规定不宜将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应当通过强化专家参与力度、发扬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长、加强行政调查手段等脱离这种原则化。     

委托行使公权力的事例研究——行政契约VS私法契约

在公共行政领域,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大量存在。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认识仍存诸多争议,故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运作轨迹值得关注,包括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等。在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中,契约可否作为委托依据、委托事项是否需属于受托机关法定职权内的事项与委托界限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对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的认识差异,直接影响其法律效果,尤其以契约进行委托的相关问题争议较大。基于实证规范、公共利益与政府责任等方面的考量,行政强制法上的代履行与商业性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等行为间的法律关系应被确定为行政契约。     

行政委托的依法行政标准及立法建议

行政委托作为一种行政行为方式 ,将会被愈来愈多的地方政府采用。行政委托的依法行政标准 :一是行政委托权限必须属于行政机关法定的权限范围 ;二是行政委托必须符合法定的行政管理目的 ;三是行政委托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委托立法建议 :一是明确行政委托的法律依据 ;二是明确行政委托的程序和内容 ;三是明确监督行政机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职责 ,强化委托行政机关对行政委托协议的监督执行。     

被驳回诉讼请求后行政非诉执行的时效问题

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决定的时效为多久,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理解存在争议。现有法律出现多个时效结论时,应作不利于行政机关而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驳回型行政裁判没有可供执行的内容,行政相对人的起诉被驳回后,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决定而非行政裁判文书。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虽然置入了行政相对人不服提起诉讼后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这一司法过程,但其本质上仍属于行政非诉执行,时效应当确定为三个月。如果适用二年的执行时效,则违反了"申辩不应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利变更"的原则。     

深化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以浙江嘉兴为视角

改革是社会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调整和矛盾消融过程。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八大后,党中央、国务院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作为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试点与示范,嘉兴的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经验为全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实践范式。     

试析行政程序法之功能

行政程序法成为国家行政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行政程序法是规定行政程序和行政相对人行为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功能主要表现为 :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