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经典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意在解释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变迁历程和主导因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重点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结构性权力由生产主导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叠加,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急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萎缩,各国越来越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伴随着知识权力地位的提升,全球结构性权力治理的主体正逐渐由市场转向国家,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结构性权力洗牌的关键机遇期,灵活运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抢占知识结构性权力制高点,强化生产结构性权力优势,补齐金融结构性权力短板,全方位提升整体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地位。     

关于"国际定价权"缺失引发的思考

石油作为我国进口的大宗原料之一,目前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但在国际定价机制里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国际石油基准价,尤其是在燃料油贸易中我国“国际定价权”的缺乏最为典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期货市场,逐步形成“国际定价中心”;建立国际采购协调机制,通过国内企业采购联盟争取合理价格;形成统一、开放、通畅、有序的能源、原材料市场;加强外汇储备的运用等,有助于稳步拓展我国对原材料国际定价权的影响力及控制力。     

苏姗·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论浅析

苏姗.斯特兰奇是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把世界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并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基本因素分析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结构。结构权力分析法克服了现实主义权力论解释国际政治权力的缺陷,是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一大超越。因而,对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论的研究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解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霸权:产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军工需要孕育产生了最早的半导体产业,并长期执世界之牛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半导体技术逐渐向全球扩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先后在该领域崭露头角,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发展格局也从"一枝独秀"转变为"百花齐放"。然而,近年来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对华为的强力打压表明,尽管半导体的产业分工已高度全球化,而且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和制造也确实相对衰落,但美国在该产业仍拥有十分强悍的霸权地位,且主要体现在其产业控制力而非产业竞争力上。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规模空前的"芯片战争",不仅对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信息与通讯产业的升级都构成了严重阻碍,彰显了美国巨大的产业权力。美国这种产业权力源于其对半导体产业在技术链、金融链和消费链三个方面所拥有的强大控制能力,这种产业控制力并没有因为其产业竞争力的衰退而有所减弱。它们具体分别体现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核心技术和高端研发的控制,对主要半导体企业在融资渠道和股权结构方面的控制,以及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产品买家而形成的市场控制。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共同构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个基石,确保美国在产业竞争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仍具有强大的产业权力。这种建立在技术—资本—市场基础上的三维分析框架,也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逆势崛起与战略突围提供了一些对症下药的思路。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学说——评析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导论》

苏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包括两种类别一类为联系性权力,另一类为结构性权力.在当今世界,结构性权力比之联系性权力显得更为重要.结构性权力又以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为代表.通过对四大结构本身及其相互影响的剖析,苏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     

我国天然气定价机制研究

当前,发展低碳经济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天然气作为高热值、低排放、低污染的环保能源,市场需求量激增,天然气的供应面临巨大压力,局部地区出现供需不平衡。应改革现有的天然气定价机制,尽快出台适宜我国市场的价格管理制度,在天然气上游生产领域适时放宽准入条件,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对中游的管制,成立政府主导的第三方公司;培育多元化竞争的下游市场,实现天然气终端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变化的新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几经调整和变革,正在发生新的结构性变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逆转;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发展掌控力和制高点的争夺更加激烈;全球大宗商品牛市超级周期结束;全球能源格局出现颠覆性调整;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国际经济贸易话语权的掌控上角力。     

当前成品油定价机制对市场的影响

随着我国迅速成为汽车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成品油价格的变化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和关注的焦点.而定价机制是直接影响成品油市场的重要因素,在这里,笔者以定价机制为切入点,通过追踪历史形成、发展的演变过程,分析当前定价机制的特点,及其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价格机制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

"科学共识"其实是一种"非中性"知识框定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塑造能力决定其能否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目前欧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对气候知识生产和科学评估的结构性主导权,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加剧了"南北分割"下的话语不平等与治理合法性赤字。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影响权重和治理诉求的不断提高,中国亟需在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从知识供给角度提升知识权威和话语影响力。从知识供给视角分析气候话语权的塑造,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气候知识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关注相应的影响策略和话语传播能力。通过评估中国气候研究对于IPCC第五份报告的话语塑造,可以看出中国在气候知识供给中的话语合法化、话语公共化和话语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鉴于IPCC第六份评估报告的撰写已进入关键性阶段,中国应该把握通过自身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建构的重要机会窗口期,提升话语生产质量,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管理等推进话语的制度化嵌入,优化传播机制、拓展平台,以增强话语的规范扩散和受众接纳度,更有效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共有知识生产,强化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     

我国公共定价机制优化研究——基于公共定价理论前沿的探讨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加速,我国公共定价的微观机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整体社会福利损失严重。本文在分析我国公共定价机制现状及其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公共定价的理论前沿,从预算、市场环境、需求、信息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我国公共定价机制的主要约束,最后,提出了优化我国公共定价机制的建议。     

大宗商品经济战:现状、趋势与中国的对策

全面封锁的冷战结束后,世界转入了全面渗透的"逆向"战争,而其重点在经济领域。尤其是美元资本通过控制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达到限制新兴经济国家的发展和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目的。中国首当其冲,在输入型通货膨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及社会风气等方面都受到重创。经济战将长期存在,并且会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因此,我国应积极备战,应对经济战的威胁。从建立财富标志入手,筑牢防线,并且大力发展内需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从涉案金额透视我国高校腐败特征 ——基于权力定价的视角

借鉴"腐败市场"理论,研究中国高校的腐败是否遵循权力定价规律。腐败金额反映了腐败人员在腐败市场上获取自身利益的能力,也反映了行贿者进行交易所付出的成本。基于对2000—2018年中国高校腐败数据库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业务领域、高校所在地区、腐败人员的职务级别对涉案金额具有显著的影响。从涉案数量来看,基建和财务领域是高校腐败的高发区;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案件数量更多;从涉案人员职务级别来看,院级领导的涉案数量更多;从高校类型来看,"985"高校的涉案金额中位数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高校。研究表明,高校腐败金额的结构性差异基本符合"腐败市场"理论的预设——公权力的价格会受到腐败的领域、高校所在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公职人员手中权力的大小的影响。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被误解的争端——中国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

本文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的政治与经济过程,并分析"小产权房"现象背后的制度实质。我们认为:城市化是空间商品化和空间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中国既有的分配格局和市场结构造成了挑战,但也带来了历史机遇。"小产权房"反映着中国地产"非正规市场"中的私人行动者试图挤入"空间商品化"分利格局的过程,它挑战了既有的生产及分配规则,引发了诸多困境。如果承认这种"挤入",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在一些领域的被分割,会带来连锁反应,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统一的、单一制政治模式。如果不承认这种"挤入",就意味着空间生产中私人权利的不完整。中国和美国等土地私有国家面临不同的困局,要跳出困局需要放下表面化的意气之争并作理论层面的厘清。令人感叹的是,与困境同行而来的还有契机,"空间的商品化"让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制力量携带了更大的资本动员能力,这种强制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有效防止贫富分化并促进社会整合。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风险识别与监管法律机制的完善

金融衍生产品的保值性、收益性、全球性等特点充分满足了21世纪人们对金融投资高回报、高收益的追求。但是金融衍生市场繁华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监管漏洞,巴林银行破产、中航油巨额亏损等投资失败的典型案例都说明了在这个市场上,风险管理控制没有跟上其经济发展的步伐,这必然阻碍金融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为立足点,结合一些国际案例的教训,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从法律监管为切入点解析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控制,可为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法律风险识别与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构建我国预约定价制度的法律建议

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之一,与此同时,我国涉外税收的流失量也十分惊人,其中,以跨国关联企业逃避税收的现象尤为突出。转移定价是跨国关联企业经常使用的避税手段之一,世界上很多国家为了应对转移定价的行为纷纷采取了预约定价制度,我国也采用了这一做法,但是我国现行的这项制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揭示转移定价行为的本质入手,在分析我国预约定价制的现状及实行这一措施优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现行制度中的一些不足,为合理构建我国的预约定价制度提出建议。     

从民主到民粹:政治传播中反话语空间的生成机制与流变

政治传播中,利益集团及其媒介通过新的话语映照"现实",同时也再造"现实",形成一套动态开放的"意义"生产机制,这一机制的流程体现在符号生产、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的扣连中。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草根选民在关照自身现实、利益关系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解读、解构,抗拒严肃主流的话语,形成一种逆生性的反话语空间。这种反话语空间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伴随着符号生产、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的重构与互动。在从民主到民粹的转向中,应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在主导性话语所确定的秩序和意义之内,反话语空间如何进行有关意义争夺;二是在反话语系统中符号生产与身份建构的形成逻辑有何新的变化;三是反话语空间背后的权力关系如何作用。     

浅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成机制——重点从各经济参与主体与突出行业的角度分析微观形成机制

按照从宏观到微观、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由浅入深地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成机制,重点从我国各经济参与主体与突出行业的角度来分析微观形成机制,并概括出经济现象与问题背后的本质根源。最终得出结论: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到微观经济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再到宏观的供需失衡,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成机制。     

应对国外反倾销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商品遭受国外反倾销诉讼快速增加 ,原因主要有反倾销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壁垒、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价格偏低、中国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等。为应对国外反倾销 ,我国应采取如下对策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合理定价 ,防止低价竞销 ;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待遇 ;鼓励出口企业积极应诉 ;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 ;加速反倾销专业人才的培育     

“较大的市”之争为哪般?——对一个政府行为的动机分析

1984年到1993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了19个城市为"较大的市",此后便停止了批准。但一直以来,国内一些具备一定实力的城市并没有停下争取这一名头的脚步。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基于行政上的动机。当前城市的治理面临着依法行政的问题,来自于上级政府和行政相对人的两种逼迫机制不断的强化这一问题,以致于城市政府不得不寻求某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较大的市"本身所拥有的地方立法权为城市政府解决城市化过程中依法行政问题带来了一种制度路径。但是,这种行为的背后已然不同1994年之前"较大的市"之争,不再是单纯地出于扩大地方权力、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