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文从"嵌入型自主"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借鉴意义入手,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如何克服之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只有"亲""清"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商关系的探讨与建构

政商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一组重要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亲与清"成为建构新型政商关系的价值导向与现实要求。进一步破除阻碍政商关系健康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政商治理所需要着力克服的关键难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社会价值的多元扩散,政商之间的利益统合以及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等,都在为我国新型政商关系的健康发展不断积累正能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新型政商关系构建路径探讨

在我国现阶段深入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发展与治理逻辑方面呈现出严重偏差:没有正确领会中央基于推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内涵,即充分发挥市场在微观领域配置资源的主体作用,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认识和定位,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以厘清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边界,而是依然处于"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的惯性轨道中,这种制度路径的依赖不仅会迟滞中国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还将加大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风险。针对上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旨在重塑社会主义健康有序政商关系的风向标:"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是对以往经济运行中权力与资本关系演变轨迹的彻底扭转,是对权力和资本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优越性的全新阐释。为了将这一新型政商关系落到实处,可以从制度构建、结构调整、社会治理以及文化引导等四个方面进行政策设计。     

大气污染跨域治理府际契约构建及其组织运行

源于大气的"无界化""外溢化"特性、行政科层管理的"属地化"表现以及我国现有的政治传统,吸收其他主体参与的跨域政府合作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最佳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复合行政理论下的跨域治理并非指成立专门的行政机构,而是跨域政府主导下的价值正当性合作。跨域合作组织的构建并非来自中央的授权,而是基于平行政府以契约为基础对自身管辖权的部分让渡。合作组织代表的是跨域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商合意,原则上可消解国家主义设计和区域主义运行的逻辑冲突。为确保大气污染合作组织的畅通运行,需要设置分工明确的职能部门和设定有序运转的完整机制。通过谈判协商确定各方接受的合作原则是组织运行的前提,协调相关方利益关系是机构运转的核心部分,积极发挥专业人员的智慧及进行有效的执行则是运转的支撑和关键。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背景逻辑结构与实现路径

新型政商关系是一种复合结构的社会关系,涉及政府与市场或企业、权利与资本、官员与商人等多方面。推进"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的建设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本文阐述了新型政商关系提出的背景,分析了其逻辑结构,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基本路径加以探讨。提出构建健康良好的政商关系,须以法治强化其行为准则,以制度界定其合作空间,以价值引领其观念变革。     

国有股减持——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推进器

国有股减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政治权力的配置与市民社会发展格局相冲突的结果,政府治理模式由"国家主义"走向"法团主义"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统一战线处理政商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转型创新

在长期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执政党和政府大量且经常性地运用统一战线机制政商关系.统一战线是政商关系的一种主导性机制.执政党通过统一战线机制调控市场与社会的发育方向,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服务作用,有效引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组织嵌入和政治吸纳是统一战线处理政商关系的两大作用机制.通过嵌入和吸纳机制,执政党成功应对了经济基础变迁给政治上层建筑带来的巨大挑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政商关系,而是更有针对性地发挥统一战线在其中的积极作用.在组织嵌入上,统战工作既要着力扩大党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覆盖面,更要着力于"两新"组织嵌入的功能运转,提升组织统战的共振效应.在政治吸纳上,统战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吸纳机制的完善和对吸纳后果的系统整合上.在咨询吸纳上,要全面加强咨询吸纳机制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在统一战线的运行方式上,要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全面融入依法治国的框架中,更有针对性地发挥统一战线在处理政商关系 的积极作用.     

转型升级期的SEZ治理:体制本质、运行逻辑及面临挑战

中国为数众多的SEZ,虽采用各不相同的治理模式,但在本质上大体可以归之为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即政府导引下的行政性经济治理.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SEZ的生成与治理依据的是经济的政治逻辑与政治的经济逻辑及其互动,其体制在非均衡性的多重委托一代理运作中面临诸多显在和潜在的挑战.转型升级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需要突破局部理性,基于市场和社会发育状况与需要更新SEZ治理体制,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合理确权赋能,把渐弱式市场体制这种超自主性结构发展成为限度介入式公共治理体制,以确立服务性结构、建立双向责任关系、确保公权力的理性化运作,促进SEZ治理优化.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新型政商关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启程期和经济发展新格局形成期。与之相应,政商关系具有了"亲""清"的新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能够保证市场起决定作用,能够促成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促进政商关系的变革与转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政协的职责所在。为此:一要以统一战线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发展平台;二要发挥自身独特的对政府简政放权的促进作用;三要更加主动作为促进企业治理的完善。     

简析新型政商关系的层次构建及保障——以浙江省的实践探索为例

政商关系涉及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要以党政为出发点和主导,以企业和企业家为落脚点、归宿点和效果评判目标。从企业和企业家角度出发,参照企业文化建设同心圆和结构层次进行思考和谋划,政商关系可分为:表层关系——关系形式,浅层关系——关系行为,深层关系——关系制度和机制,核心关系——关系文化,使"亲""清"关系表化于文、外化于行、固化于制、内化于心。要形成党政干部自觉、民营企业向善、社会各界认同、营商环境优化、政风民风净化,既让人实实在在感受到有获得感又能保持长效的新型政商关系。统筹总体把握与分层谋划、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由此及彼与由表及里等关系,从法治、政策、人才、文化等方面营造着眼长远的亲清生态,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独特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五个维度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国家现代化治理框架中重要的一对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党内政治生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各级政府改进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各项职能,确立制度规范,破除旧体制弊端、将政商交往、沟通互动行为置于透明化、公开化、制度化的空间范围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把握规范、参与、法治、惠企和文化五个维度。     

市场化进程中政商关系的共生庇护、寻利型变通与治理之道

政商关系呈现的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制度运行机制与官商行为方式之间的关联与博弈。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发展型和经营性行为特性,使得政商关系深嵌其中,形成了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相互缠绕的共生庇护关系。改革的高能激励、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央对地方由规则管理向目标管理的转变,既拓展了民营企业生长的空间,又产生了基于实用主义态度的寻利型变通后果。新型政商关系建设应是建基于法治与市场规则之上的一种弱人格化、非依附性关系。必须以法治来确保对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政商间的"法外互动"。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纽带服务市场建设,规范政商间以工具性动机为主的政治关联行为。树立规范机制以增强官员服务市场与企业的正向激励,消除政商关系的"无序变通"。     

新型政商关系构建中的统战策略研究

发挥统战工作在新时期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有必要、有共性、有优势,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题中之义。江阴市就政商关系中的政商关系认识、政商交往行为、政务服务水平和企业家政治参与等四个指标,对全市部分企业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认为新型政商关系构建中的统战工作困境包括:认识上存在误区、资源上有所欠缺、机制上缺乏保障。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发挥统战工作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优势和作用:积极营造良好政商环境、厘清政商交往明确界线、协调统合政商之间矛盾、发挥统战组织联结作用、以统战思维凝聚政商共识。     

西方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及消解对策

由于国家主义、绩效困境以及多元主义等缘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呈现出政策参与、政策有效性和政策认同三重危机。面对诸种危机,西方国家开出了"治理—善治"、"第三条道路"、竞争性政策机制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整体主义等药方来医治其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     

从“县政改革”到“县域治理”:县域政治研究述评

近15年来,关于县域政治的讨论主要有三大研究视角:一是从政治能动者的视角沿着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战略性群体视角三条研究进路讨论县域地方官员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二是从结构的视角出发,讨论当前县政改革的价值取向、县级政权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改革的具体方案;三是从过程的视角出发,一是沿着现代国家构建的进路,以小见大,把县作为国家的微型版,进而揭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逻辑,二是沿着县域治理过程的进路讨论县级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的统合治理模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理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一个最具原创性的理论生发点,为此要规范术语表达,重视基础性理论研究;加强田野调查,立足中国经验;最后推动县域政治在全球、全国范围的比较性研究。     

驱动型统合: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一个理论阐释——基于全国98位“第一书记”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复杂性治理的重要场域,多元共治是此类场域的理想治理模式。通过选取全国98位“第一书记”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驱动型统合治理概念,用以阐释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实践机制及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在乡村治理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人格化代表的执政党运用包含赋权型统合、经营型统合和动员型统合三大实践机制在内的驱动型统合机制,激活了乡村的政治势能、经济动能和行动效能,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共治格局。这体现了“政党驱动社会”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政党统合力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是交融互促的双向驱动关系,由此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论新时代政商关系中的若干领域和关系

政商关系是政府和市场、权力和资本相互关系的综合反映,涉及方方面面。构建好"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以其内在众多具体关系的构建作为基础和支撑,务求细化深化、落地落小、取得实效。理论视阈,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经济与政治、形式与内容等关系,破解形式重于内容的困惑;权责(结构)视阈,处理好底线与高线、德治与法治、权力(利)与责任、制度与文化等关系,打通执行中难以操作的瓶颈;治理视阈,处理好主体与客体、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监督与评估等关系,厘清政府、市场与企业、社会的边界;统战视阈,处理好主力军与同盟军、统战与行政(引导与服务)、组织嵌入与政治吸纳等关系,彰显中国特色新型政商关系的鲜明政治优势。要坚持党委的统一领导,建立统战部门牵头负责、党政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有关团体参与的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创新工作机制,确保创新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党委政府意图,符合企业家意愿,反映新时代要求。     

运动式治理的缘起、调适及新趋向探究

运动式治理是观察中国政府与政治独特运作逻辑的一把“金钥匙”,缘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与帝国动员实践。在革命时代,权威主义文化得以再生延续,改革开放后,该文化也并没有彻底消散,而是以后权威主义文化形态继续存在。运动式治理与政府的过程学习之间一直在互相调适,随着政府的过程学习不断深入,运动式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呈现两种形态:或者融化在常规治理体系中,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凸状顽疾。在国家致力于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结构与内容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规避运动式治理的诸多弊端,使运动式治理的优势充分彰显,未来实践容纳式治理、聚拢且构筑权威资源(法理型合法性)等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思考——“亲清关系”中的权力与资本逻辑

习近平同志把中国的政商关系概括为"亲"和"清"两个字。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商关系不是混乱无序的。"亲清关系"是对社会主义新型政商关系的重构,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界和商界既要共同划就"起跑线",又要一起明确"警示线"。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更深层的意涵,在于现代化过程中能否处理好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与资本对稀缺资源的掌握关系问题,政商关系的好坏是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亲清关系"为构建当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商关系指明了目标和实现途径,有利于克服权力和资本异化,有利于官员和企业家守住各自底线、共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