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理论构建

既有研究大多数从外部技术变迁的角度,将平台型政府视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持的政务服务平台,忽视了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范式转型特征及其理论机制。基于权力结构、核心职能、资源分配机制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区别于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公共治理范式,平台治理范式将政府定位于助推自身与市场、社会、个体互动、协商、协作的平台构建者。置于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场景,平台型政府成为新技术条件下党政融合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共享平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解决跨界公共治理问题,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政府形态。平台型政府概念可以构成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之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初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主协商、法治保障、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城市不断在发展变革,城市管理部门作为地方治理城市的一线部门,必须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才能更好发挥其职能,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扩大公众有序参与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成都市推进协商民主的实践为例

推进协商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人民政协是开展协商民主,促进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从基层民主和社会建设的层面来讲,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促进群众参与,提升治理能力有积极作用。     

社会管理创新与统一战线

社会管理的创新,从管理主体来看就是实现从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从一元化管制向多中心治理、多元化参与的转变;从管理理念上看,就是强调以人为本和协商决策;从管理手段来看,就是实现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变。统一战线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积极性;发挥民主党派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切实加强新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加强和创新民族宗教领域服务管理工作;协调海内外同胞关系;超前重视网络引导和疏导。     

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以贵阳市城市乱象治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管理经历了从城市建设到城市管理再到城市综合管理的实践进路。大数据时代,运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数据应用有利于提高公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度,有利于强化政府与城市管理主体的合作,有利于政府从决策到实施的"全生命周期"运行。"贵阳百姓拍"模式是贵阳市运用大数据鼓励公众参与城市乱象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为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新方案。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对策建议:加强社会互动,构建公众参与的信息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推进政务公开,以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倒逼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共享,深挖数据价值,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保障。     

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兴起与理论特质

社会公共管理是人类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常态性治理活动。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社会公共管理也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领域性分化,使得社会公共管理从政治统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政治统治相对独立的部分;国家建构需要社会建设的支撑,使得社会公共管理呈现为社会自主型治理;风险社会的来临与不确定性增长,使得风险管理与危机对应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选项;全球性政府治道变革运动,促使社会公共管理改变以往＂命令—服从＂管理模式,走向以＂协商—合作＂为导向的善治模式;新公共服务运动的发端,则赋予＂管理即服务＂的意涵、以服务规导管理的最新理念,型塑服务型公共管理。中国特色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不仅是现代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先进理念的吸收、消化和创新之上的。     

资源禀赋与政治吸纳:社会组织协商的政治基础

新时代要求对社会组织协商进行"逐渐探索"和"统筹推进"。政党领导下的有序协商是社会组织协商的建设目标。新时代加强社会组织协商建设,要通过政治吸纳赋予社会组织政治资源,建构社会组织资源禀赋。政治吸纳包括基础性吸纳、政治性吸纳和组织性吸纳三个方面。加强基础性吸纳要求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力度,使大量体制外社会组织能够合法登记。加强政治性吸纳要求把更多的社会组织成员发展成为政党成员,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成员进入人大政协。加强组织性吸纳要求加大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力度,通过社会组织联合会等中间政治结构把广大社会组织吸纳进来,使它们能够通过社会组织联合会等中间政治结构而进行有序协商。在基础性吸纳不可能迅速放开、政治性吸纳具有内在限度的情况下,组织性吸纳不失为一种便捷高效的办法。     

城市居民公共参与的中观考察:以上海X区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公共参与是社会各种群体和组织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参与政府管理和公共治理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公共参与的有序化、高效化和制度化;而公共参与机制的完善,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本文基于上海X区社会实践中公共参与活动的中观考察,分析多元主体下实现社会良善治理、通过协商达致最大共识的途径和方式。     

国外城市民主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及其启示

国外城市民主治理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政府分权的一种管理方式。在城市民主治理中公众参与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和核心内容，公众参与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参与主体的素质、公民文化与法律制度等条件，而且取决于参与的渠道和方式，所以西方国家的城市政府不断创造条件，积极有序地推动公众参与的发展，使其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的管理体系，这对我国城市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我国城市管理中的商谈治理及其实现机制——基于交互主体和公共理性的政治哲学向度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程加快,对我国现有的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交互主体和公共理性的政治哲学向度,商谈治理为我国现代城市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其实现机制在于完善和创新城市管理交互主体结构及其参与城市管理的机制;以民生为导向构建城市管理中的商谈治理机制;建构城市管理中商谈治理所需的政治公共空间的制度机制。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机制浅析——从治理主体利益定位的角度

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结构,城市治理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体系结构,在城市治理的环境中,政府与其他组织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管理城市.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必须协调政府内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通过确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整合不同的利益关系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环境公共治理中的信任与协商——以浙江省海宁“晶科事件”为例

本文首先从信任的视角分析了浙江省海宁"晶科能源事件"产生和演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环境公共治理的实现的路径是民主协商,而信任是环境公共治理中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普遍信任才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而达成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环境公共治理首先需要促进环境公共治理中普遍信任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需要自觉建立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共治理,而且更需要自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设普遍信任的社会。同时,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亦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建社会普遍信任。     

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

改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对于维护社会和谐、保障群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面临着严峻形势,传统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着体制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政府管理不到位、非政府组织参与程度低、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管理体制、健全法律体系、构建多元协商合作机制和鼓励市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对于加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主体多元化看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完善

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     

作为政府治理技术的“吸纳型参与”——“五水共治”中的民意表达机制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重大的政府工程和社会工程,需要公众的适度参与。浙江杭州在政府主导的"五水共治"框架中,既沿用了政府调查、项目动员等常规性吸纳民意工具,也采取了公众咨询、公述民评问政等创新性民意表达机制,在咨询、合法化、动员、问责等方面构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功能链,收获了一定的治理效果。通过对水环境治理中民意表达机制的经验研究,可发掘出"吸纳型参与"的基本逻辑,并管窥到政府治理技术的变化趋向,即由公共议题的特殊性质与有效治理的目标取向引致了"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行政管控"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然而,治理技术的变化同时受到政府的权力支配者角色限制,"吸纳型参与"也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趋势可能存在一些变数。     

从主体多元化看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完善

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回应与消解的策略选择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在互联网上聚集、放大,引起公众、社会组织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对网络及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及利益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联网时代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之一。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网络热点公共事件背后内含着网络赋权于公众和行政吸纳向制度吸纳转化的逻辑。网络事件的政府善治,需要网络双向赋权,加强政府与社会协商,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府治理权威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社会组织,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商机制。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而多元的功能,是社会交往的重要舞台、公共参与的重要平台以及城市活力和多元生活的重要源泉。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存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和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三种典型模式。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就导致公共空间治理遭遇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迷失、治理边界与治理责任的模糊,治理技术与治理价值的张力三重治理困境。为此,要从树立民本、服务和宜居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理念、构建整合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机制和加快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技术创新等方面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进而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创造美好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