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之"理性人"标准研究

法院以何种立场理解保险条款或合同双方的行为,理论上有三种标准保险人标准、被保险人标准和理性人标准.理性人标准已为理论界所接受.理性人标准的法理基础在于保护信赖利益.理性人标准的构建,应当考察当事人的经验丰富程度和理解能力、理性人所置身的环境以及交易惯例等方面的因素.理性人标准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法官在构建和运用这一标准时难免掺入主观因素,此即理性人标准运用上的客观寓之于主观.     

裁量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法官在个案裁量中努力秉持守法主义的司法立场,通过合法与合理的裁量向社会不断输出公正规则以及良好的道德准则,是法官通过裁量理性建构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和基础。裁量理性的实现要求法官以法律文本为基础,努力维护判决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还要求法官在裁量中深入考量个案的具体情势,向社会释放出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信号。精致化的司法技术、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限理性的司法认知等,是以裁量理性回应社会对公正司法的需求,并最终树立良好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理性人标准在侵权行为中的适用研究

近年来,侵权案件频发,为了实现司法正义,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客观的理性人标准以避免主现擅断.理性人标准是侵权行为中过失的客观判断标准,在私法领域中的作用极为重要.确立理性人标准是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价值的必然要求,是克服法官主观任意性,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理性人标准应考虑行为的损害危险性、危险行为的目的、避免损害危险的成本等诸多因素.     

从"自由裁量"到"理性裁量"--论证据判断的理性化保证

裁判者在判断诉讼证据价值上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判断上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制约和保障的合理裁量。我国也应当吸收相关经验建立证据裁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法官在证据评判中的“自由裁量”转变为“理性裁量”。     

论法官员额退出机制的理性构建

确立完善的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是实现员额制改革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案多人少"困境的制度保障,还是优化法官队伍组成结构的现实需求。在员额法官遴选工作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完善员额退出机制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上海、广东、山西等地已对法官有序退出员额这项工作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法官员额退出机制的理性构建需要明确适用条件、规范退出程序,并完善配套的办案考核机制。基于员额制改革成果与审判权运行机制现状,结合各地试点工作成效,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法官员额退出机制的理性构建

确立完善的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是实现员额制改革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案多人少"困境的制度保障,还是优化法官队伍组成结构的现实需求。在员额法官遴选工作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完善员额退出机制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上海、广东、山西等地已对法官有序退出员额这项工作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法官员额退出机制的理性构建需要明确适用条件、规范退出程序,并完善配套的办案考核机制。基于员额制改革成果与审判权运行机制现状,结合各地试点工作成效,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理性社会——和谐社区"的初步探索

“社会”可以分为社会和社区两个层次。人们生活在具体的社区之中,社区和谐意义重大,社区是否和谐取决于社会是否理性,和谐社区只能存在于理性社会之中。“理性社会——和谐社区”是建设更美好社会的一个理论模型和可操作模式。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由于本体论探究的不同路向、文字工具和致思途径的不同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性理”追求的特质 ,它与西方式“理性”文化相比 ,有着不同的功能特征。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 ,我们要从传统的“性理自觉”走向现代的“理性自觉”。     

试论"实用(践)理性"一词的不合理性

实用(践)理性是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阐述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李泽厚先生认为"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是"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但笔者认为"理性"一词来自西方,其内涵和外延有着较明显的规定,并不适合用来概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理性"前加上"实用"两字就显得有些牵强。     

逻辑理性在纠纷解决中的异化——以泸县公安局治安检查案为例

前店后床的事实,用现有法律概念难于定性是住所还是经营场所。法官用营业时间来界定事实性质,存在用不确定概念解释不确定概念的逻辑理性欠缺,但不能掩饰其对社会纠纷解决的实际作用。在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的背景下,逻辑理性向纠纷解决妥协了,司法裁判呈现出一种调解式判决的样态。     

和谐社会之历史源流与宪政分析

中国和西方古典和谐社会思想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家形成了一套以“和谐”为根本价值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中涉及社会理想、伦理道德、治国理念、民本思想等等;西方古代的合谐思想包含公平与正义、城邦公民的公共利益、限制君主权力滥用等系列内容。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性与追求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宪政的根本价值内核也在于将人置于崇高的地位,二者相通之处都在于凸显人、尊重人、保障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既是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也是宪政的根本出发点。     

对公安刑事执法中违反诉讼程序现状探析

长期以来 ,我国司法界对程序法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在公安刑事执法中 ,总是以实体正义与否为标准来判别某一诉讼结果是否正义 ,违反诉讼程序的现象十分普遍。主要原因 :1 封建人治传统影响 ;2 忽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和程序本身的正义性 ;3 侦查模式和侦查人员素质的制约 ;4 《刑事诉讼法》立法的不足 ;5 缺乏对办案程序的合理监督。对策 :1 确立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重的观念 ;2 设立程序性后果 ;3 增强执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 ;4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 ;5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6 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等。     

社会交往视域下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基于法官日常行为的观察简

司法公正是司法取得公信力的基础，承载这一基础的则是司法判决。只有被社会认可的司法判决才能宣示司法公正。然而，司法判决必须接受社会生活中的另类规范——情理——的审查，否则将不被认可。法官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员，无法回避社会交往中情理的熏陶与约束。而当下社会把法律问题道德化的惯常定势与传统的清官情结，导致司法公正的认同往往取决于法官个体的可信度。判断法官可信度的依据乃是法官日常行为的表现，通过交往，生成法官的信任基础，这种信任被逐渐转嫁至司法判决之上，从而促进并有利于司法公信的生成。     

司法改革的焦点: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兼论当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

当代,公正和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相互渗透、包含,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对立、冲突,使得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而对公正与效率的不同偏好成为各个国家立法、执法的理念基点.公正是司法工作的首要追求,效率是司法工作的必然要求.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已成为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问题.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通过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构成要件若干问题的探讨,旨在准确把握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特征的认定,以利于实践中准确、及时打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     

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蕴含及法律监控

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热点。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有缺陷时 ,在有限范围内按照公正原则裁判刑案的权力。它的价值至少体现在实现个别公正、保证法律的灵活性以及避免突变性立法等三个方面。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可以通过动态控制与静态控制并举、诉讼开放等方式来加以监控。     

试论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针对辩论主义的弊端而构建的制度。我国应在改革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同时,在满足司法权威性和实体公正性的目标下,构建法官释明权。另本文还探析了法官释明权在民事审前程序中的运作。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对于实现个案正义,填补法律缺憾具有重要价值.目前我国刑法领域法官在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上存在诸多问题,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     

舆论监督和我国的司法独立--对"刘涌案"、"宝马撞人案"的思索

司法不能离开舆论的监督,舆论监督也不能对司法独立形成干预,司法的裁判与评价只能以法律作为唯一的标准.国家应当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抵御舆论负效应的地位和权限,同时提高法官素质,实行法官精英化,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法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