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宪法”——中国宪政现代化的真正起点

尽管旧中国就引进了近代西方的宪法,但旧中国不具备制定宪法的条件,也无实施宪政的可能,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家作主,才有了制定宪法,实施民主的机会。"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政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宪政现代化的真正基础。     

论当代中国宪政秩序形成的障碍因素及实现途径

在当今中国通往法治道路的征程中,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改变那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有宪法无宪政,有民主形式无法治精神的现实。以2004年的宪法修改为契机,文章从分析宪政的基本理念入手,在探索了西方宪政秩序的发生机制和研究了当代中国宪政秩序形成的各种障碍因素之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构建民主、稳定的宪政秩序的具体方案。     

宪法·宪政·法治·宪法关系——兼与杨海坤、朱进先生商榷

宪法之于宪政以及宪法、宪政、宪法关系间之交互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广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宪法为何物,宪政系何义?宪法学界的探讨和认识在不断深化。宪法是民主国家之政治根本组织大法,是法制体系中的最高法与“先行之法”;宪政是民主政治的宪法范式化、是宪法规范下实践中的民主政治运作模式;宪法关系是宪政主体之间依一定的宪法事实,依宪法规定而发生的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即宪政权利(含“权力”)与宪政义务关系:“法治”系由宪法、宪政派生而来,其基本价值与实证精神系由“宪法关系”实践之所彰显和承载。     

宪政、民主与法治

宪政是法治的高级形式。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宪政的载体,人权是宪政的目的。宪政包含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基本要素,宪政民主就是以宪政主义为根本的民主制度,宪政决定法治,宪政和法治必须是以良法为前提,良法之关键在于宪法的至上性。     

对清末民初中国宪政理念转型的分析

清末民初的宪政理念,历经由改良主义到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到民主立宪的转化历程,达到了近代宪政的高潮,为近代中国权利理念的转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始终面临神、俗两界的尴尬。帝制崩溃,共和未能真立,表明近代中国不具备宪法运行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宪政建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发生在东西文化碰撞这一历史大背景之下,接受西方宪政模式的引领,进行宪法移植,并大搞宪政建设,而本国固有的人生态度、生活模式等却不匹配,以至宪法只能保持其神圣性价值,无法在世俗中运行,其理论功能无法转化为"法在行动中",徒具空文而已。     

中国宪法变迁与宪政秩序的塑造研究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 ,限定宪法变迁的界域。通过对中国宪法变迁的历史回顾 ,力图探求中国宪法变迁的历史特征及其成因 ;分析中国宪政秩序面临的历史挑战和机遇 ,从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四方面提出塑造中国宪政秩序的策略。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宪政领域造诣颇深,他早期的宪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民主、自由、人权及宪法等理论的研究。考察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探讨它们存在及转变的原因,无论对于推动近代宪政历程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历史的反思以为现实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代中国立宪政府的发展与挑战

中国宪政发展有自己的短暂历史，但中国宪法所包含的政治框架以及政府施政原则的逻辑结构在实践上存在诸多内在的矛盾。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是政治主导的历史；当代中国政府已经有了明确的宪政框架，但现行宪法所确定的政治框架带有明显的执政党以党代政的色彩，其政府施政原则有利于高度集权，不利于分权，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根据现代立宪政府的逻辑要求，发展现代宪政的宪法框架，是中国宪政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挑战。     

“五一口号”与共产党宪政理念的提出和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

“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共产党的宪政理念和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构想。这一主张在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确立了新型的政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宪政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宪政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精神，在我国宪法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     

宪政文化与中国宪政模式的建设

民主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尽管宪政的文化基础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但各国宪政模式的选择与确立无不建基于各国的本土文化传统之上.回顾百年中国宪政史,自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到1982年的宪法颁布,中国前后有十几部宪法,但这十几部宪法包括最近这部宪法都没有得到实施.然迄今宪政始终却未能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究其两者的原因,固有多端,然宪政文化之缺失乃为其深层次之原因.因此我们在推进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时,应当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奠定宪政文化的文化基因;加强宪政理念的宣扬与宪政知识的传播,打造宪政制度实践的民情社会环境;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夯实宪政文化的经济基础;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和宪法精神,构建宪政文化的思想基础,以此来构建宪政文化进一步推进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及作用的发挥.     

对中国传统宪法观念的反思与检讨——以中外宪法观念比较为视角

经济社会历史的转型决定了宪法观念的变迁和发展,而宪法观念的变迁又是宪法变迁与发展的先导。宪法观念在宪政建设中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宪法观念使人们对宪法规范的解读产生差异,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政秩序也会相异。中外宪法观念在“根本法”意义和宪法价值层面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过程中,厘清传统的宪法观念,进而更新传统的宪法观念是当前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国宪政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公民宪政需求的现状及对策

宪政建设不仅要有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可行的实施措施,更应以公民对宪政的理解和需求为基础,如此,宪政建设方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宪法保障,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因此,在中国当今宪政语境下,了解并加强对公民宪政需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与中国宪政建设

本文从宪法的角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给中国宪政建设带来的影响做出分析: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属性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宪政理论变迁的回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改变;构建和谐社会对我国宪法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浅论民主、法治与宪政的关系——从“洛阳玉米种子案”引发的思考

在河南洛阳玉米种子案中,中国现阶段的民主、法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暴露无疑,其实三者之间关系并非只有冲突与抵牾。首先,民主与法治是互为内容与形式的,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次,法治与宪政之间属于上下位的关系,宪政是对法治缺陷的修正,最后,民主与宪政关系表现在:宪政不仅是对法治的制约,而且也是对民主缺陷的修正,二者是形式上(主观上)的冲突、而实质上(客观上)的相互制约但同时具有彼此促进的关系。     

论民主宪政的模式

作为西方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民主和宪政都被寄寓了人类对幸福的憧憬和期望,但各自又蕴涵着特有的价值理念和人文关怀.相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言,民主与宪政都只是手段,个人权利和自由才是目的.在制度层面,要建立健全民主宪政体制,应重塑"民主"与"宪政"的协调并用模式,扬弃单纯的民主和单纯的宪政的弊端.     

行政紧急权的价值及法律规制

行政紧急权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受必要的民主宪政的分权制约和人权保障原则实质性制约,由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对国家正常秩序的威胁和侵害,以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及实现保障人权的最终目标。在紧急状态下赋予政府集中扩张的紧急权力,克服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缺乏效率的局限性,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必须在宪政框架下对这种强化的行政权严格加以规制,给予必要的制约与监督,防止行政紧急权的滥用。     

邓小平宪政思想解读

邓小平的宪政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涉及了强调依宪办事,维护宪法权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制约权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以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方面的内涵。它明确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模式,阐明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指明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道路和方向。     

对群体性事件的宪法学分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呈现上升趋势。作为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这类群体应当受到关注,这是我国宪政建设中遇到的新课题与新挑战。应当贯彻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制度,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深化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从根本上转变个体、群体与国家、民族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切实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