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探究——以库珀行政伦理理论为视角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伦理的地位及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难免出现行政伦理失范问题,伦理失范产生的社会危害必然也是最为严重的。本文以库珀行政伦理理论为视角,简述了我国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情况,并以库珀行政伦理理论为指南,提出治理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指导性对策,以此来推动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进程。     

经济学视角下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成因分析

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本质上是行政权力的异化。经济因素是一切社会现象得以滋生和存在的基础，对各种社会现象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因此，借由“路径依赖”原理、“囚徒因境”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本性和成本一收益原则等经济学视角，可以对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探寻。     

略论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克服途径

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活动中事实上的主体,其人格的完善直接影响着政府活动的伦理彰显。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克服行政伦理失范的有效途径在于培养和完善公务员的行政人格,行政伦理实践由他律升华为自律,形成行政自律主导之下的他律与自律的统一,进而由行政伦理的自觉意识升华为行政伦理行为。     

用儒家文化引领公务员行政伦理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日益突显,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也越加显得重要,加强我国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已是提高政府整体形象和公务员个体水平的一个重要工程。对比我国古代官僚伦理制度,以及对比西方国家公务员伦理制度起步较早、且发展比较成熟的现状,我国还没有统一专设的公务员道德法规或伦理法典等法律文献。因此,本文为我国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的建立,提出用儒家文化来引领公务员行政伦理的轨迹。     

我国乡镇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研究——从公共行政的视角审视

乡镇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直接贯彻者,其伦理导向直接影响到基层的社会稳定以及基层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公共行政理念以公共责任承担和公共利益维护为价值追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行政伦理导向。在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过程中,以公共行政塑造乡镇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是必然要求。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道德的失约与制度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公务员行政伦理的失范。因此,应当通过德性培育与制度约束来保证乡镇公务员的公共行政伦理导向。     

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回顾与展望

建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建立与行政法规相配套的行政伦理法律制度,通过四个阶段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上位层次法律方面,宪法规定不够;中间层次法律规范方面,法律化明显不足;下位层次法律规范方面,配套法律缺乏等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道德立法未能取得广泛共识,对公务员的伦理定位失真,公务员制度尚未成熟,执政权、行政权的强悍等方面。为了加快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促进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和谐化、制度化发展,从转变观念,强调必要性;制定法典,确立最高保障;完善配套,建立法律体系;理顺关系,寻求多方支持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建议。     

行政伦理重构的制度化路径与实施机制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克服行政伦理失范的唯一有效选择在于行政伦理制度化,即把对行政人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制度化,它包括以公务员制度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规范化、以党的各项规章制度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纪律化、以法律法规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法律化和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实施机制等四个层面的内容。     

制度伦理公务员道德修养的新视角

公务员道德修养的提高一直是一个难题。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道德建设多是强调以公务员个人为主体的道德修养．而往往忽视了制度对公务员道德修养的普遍有效性，这是造成目前部分公务员道德失范、影响公务员道德修养成效的根本原因。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公务员道德修养，制度伦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务员行政伦理

构建公务人员的行政伦理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必须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等方面来表达。应在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行政伦理中适合中国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体系的合理因素,由此而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行政伦理。公平正义是公务员精神的价值取向,公共利益是公务员精神的目标追求,依法行政是公务员精神的实现模式。     

行政伦理建设:来自日本的经验

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是日本行政伦理事务的专业机构,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和公务员伦理规程是日本重要的行政伦理法典。日本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在于确立了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重视程序规定和行政伦理法治化,制定了统一的伦理法典。借鉴日本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我国应建立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制定完善的行政伦理法规,加强监督,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健全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加强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思考——兼论贯彻执行公务员法

国家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是整体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是贯彻落实公务员法的重要目标。目前,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的障碍。因此,通过严格执行公务员法来强化公务员管理,并加强以公共服务机制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公务员能力建设,是提高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的主要途径。     

试论动物法律主体地位之否定

1990年的《德国民法典》增添了“动物不是物”一语,从而引发了有关动物民事法律地位的讨论。生态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论者将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人与动物之间,主张给予动物以法律主体地位。部分民法学者则结合民事主体法的扩展史得出了可以赋予动物以法律主体地位的结论。但事实上,动物并不符合伦理主体的要求。法律只能是人的法律,无法给动物提供法律主体地位。动物不可能成为民事法律主体,只能成为民事法律的客体。     

公务员可以对上级说“不”的法理分析——以“权利·义务·责任”为分析路径

我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蕴含了公务员可以对上级说"不"这一命题,体现了法律规范条款中严密、完整的"权利·义务·责任"的结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公务员的自主地位。但现实生活中公务员抵抗权的实现却存在疑问。抵抗权绝不能仅仅落脚于可否说"不"这一宏观理论上,还应更多地着眼于具体的前提条件、权利义务、配套细则、救济方法等方面,以便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诉讼中道德原则的法律化,它既能协调诉讼主体的行为,也能协调法院的审判行为,从而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实现诉讼中的公平、公正。为此,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该原则是很有必要性的。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

1991年民事诉讼法确定了民事检察制度,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十分缓慢。2007年10月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了审判监督程序,细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明确了再审法院和法院裁定的再审期限。这次修改推动了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弊端。本文从审判监督程序修改内容及对民事检察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入手,分析现行民事检察制度的不足,并对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进行粗浅的法律构想。     

反思诚信

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根源于西方的商业法制文化,仅此一点就足以提醒我们,它与源自中 国传统伦理的诚实信用绝不可轻易等同。在现代民法制度中,诚信原则仍旧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补 充和修正;反思诚信,关键在于客观地评价诚信对私法自治的干预程度,在中国伦理文化的背景之 下,其实质就是界定道德对法律的介入程度。相对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以“君子”言行为楷模的 诚实信用,民法中之“诚信”所采用的仅仅是“中人”的道德标准。     

论依法治校与高校法人地位

自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法人制度以来,高校在民法上的法人地位逐渐得到确认。随着1995年《教育法》和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使高校的法人地位有了新的法律依据。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法律调整的行政法律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关系也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而形成错综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成,意味着高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作为独立法人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必然是、也必须是法制化。     

Personnel reorganization in the Canadian public service: some observation on the past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history of public personnel reorganization of the federal level of government in Canada and focuses on two periods of fundamental change. The first of these periods revolved around the Civil Service Act of 1918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erit principle. The second period revolved around the public service legislation in 1967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two watersheds, and of less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vening years, is describe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forces required to bring about another period of fundamental change in public service personnel management are not in evidence and cautions against proposals that would, by diminishing the statutory powers of th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undermine the merit principle governing public service appointments.     

解读和正确把握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条件

修订前的《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条件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四种情况,缺乏可操作性。2008年4月1日起执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较大的修改,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进行准确理解和适用,及时转变观念、加强调研,正确把握好修改后的抗诉条件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抗诉工作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