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我国城市社区已初步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但与新时代要求的社区治理现代化还有差距,存在着社区居民自治困境、社区治理组织角色困境及社区服务供需困境。治理过程中缺乏人本精神、社区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社区资源缺少支持是造成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对此,可以从理念、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着力,以理念和制度为两翼,围绕主体建设,探究解决新时代城市社区克服治理难题的对策,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新格局的生成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从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共同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社会共同治理即意味着多主体参与治理,需要行政法治作为依据和保障,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然路径。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重视行政法治思维和坚持职权全面法定原则。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需要在行政法治理念指引下完成,并以其所需的各类有效机制事先形成作为法治保障。     

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家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然而,以"消蚀的社区"、"冷漠的个体"及"公共性迷思"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成为我国社区治理范式中的现实瓶颈.因而建立超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二元对立、兼顾"公共性"与"主体性"的社会理性,是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困境的关键密码.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区实现路径.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在党建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和党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     

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研究

公安机关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社会责任,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但现阶段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仍需进一步培育,存在社会公众参与平台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舆论宣传不到位等制约因素。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径选择有:树立多方协同共治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复合共治机制;建立规范高效的公安机关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管理机制;创新形式,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的空间。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动员与参与——以深圳龙岗区“社区民生大盆菜”为例

为破解当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和参与能力较低的难题,深圳龙岗区以"社区民生大盆菜"为抓手,创新制度设计、落实经费保障、畅通办理机制、实现社会参与,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新时期,构建城市社区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公共性,形成"共意"性社区动员机制;以组织化合作动员为发展方向,实现社区动员力量的再整合;注重动员策略的运用和情感话语的表达,激发建立共同情感的能量。     

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策略研究——以南通市通州区为例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必须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做精做细城市社区治理。     

论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乐山市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工作的重点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树立公益导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通过平台共建、家园共治、服务共享,构建起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为主体、社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转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空间转移，剧烈的生活变迁与演变的空间生产机制导致拆迁安置社区成为空间失序发生的场域。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拆迁安置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的“同质”与“弱化”、文化空间的“衰落”与“耗散”、生计空间的“脆弱”与“剥离”以及社会空间的“断裂”与“区隔”。市场逻辑下的制度构想空间与生活逻辑下的实践空间的对立，以及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机制造成了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应通过党建引领、物管创新、居民赋能等实践进路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居民培育为空间实践主体，重新粘合破碎、悬浮的治理空间。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党的二十大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最突出反映在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效能上。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是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在此视角下，本文阐释了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当前社区治理能力提升面临的挑战，并据此提出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推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研究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铸牢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屏障,是维护基层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在空间维度上有利于防范风险在不同领域、空间的传导与叠加,在时间维度上有利于降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成本。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体系还有一些问题,表现为风险意识与防控能力有待增强、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呈现不足、现代科技应用效能还需挖掘、主体间的信息壁垒依然存在,治理体系与应对公共安全新兴风险形势的要求之间还有差距。为此,应在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思维上寻求转型,树立主动防控的思维,加强风险防控教育;树立合作治理的思维,激活多元主体活力;树立智慧治理的思维,挖掘科技应用潜力;树立多向沟通的思维,确保信息沟通有效。     

社区文化空间重塑中治理逻辑的生成机制——以史家胡同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街区改造一直备受关注,而历史文化街区的遗留问题更多,利益相关方繁杂,协调难度更大。以北京市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的更新改造实践为案例,梳理在文化空间的重塑中,多元主体在社区层面进行协同合作的具体方式,发现多元主体主要通过治理网络的建构及赋权,将物理空间转换成充满意义的公共空间,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最终通过文化建设推进了基层治理的转型。由此也表明,公共文化服务在基层治理中具有引领作用,通过基层政府、文化精英和社区居民对文化生产的共同参与,强化文化认同,修补关系网络,最终演化为协同共治的持续动力,是一种对新型民主实践的有效探索。     

全周期管理视角下社区发展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也是支撑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防范社会风险迸发的重要场域。全周期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管理理念,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补齐社区治理体系短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在总结双流社区发展治理的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全周期管理视角下社区发展治理的创新路径:强化全周期管理顶层设计,加快补齐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共安全防控短板;重点推进关键领域改革,有效提升社区发展治理效能;完善社区公共设施体系,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生活便利性;推进社区发展激励创新,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能;健全多元参与社区治理机制,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加快大数据技术创新和应用,建设立体联通的未来社区。     

社区自治:公众参与的实践困境与空间塑造——基于乐山A社区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目前社区公众参与权责不明,居委会内卷化趋势并未受到遏制;观念固化,共建共同体尚未成为居民共识;分合不当,主体利益区隔影响自治效果。因此,需要我们科学定位,重构政府与社区权责边界;优化制度,构建良性社区治理格局;共建共享,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加强保障,确保参与的公共空间。     

新疆基层自治的实践、问题和展望

近年来,新疆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基层自治体系不断完善,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着治理功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治理低效和“空转”的短板十分明显。通过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培育和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共治,可以有效提升新疆基层自治的质量和效果。     

城市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存空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城市既是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现阶段在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导致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形成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因此,积极引导其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在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行动中,社区是其城市融入的“共存空间”,以社区为依托,开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社区行动”,进而引导其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中实现城市融入.     

智慧社区建设中的行动者、利益互动与统合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逐渐实现了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化,在此过程中社区成为其转化和承接的载体和重要支柱,也是多方利益主体间交互和博弈的重要场域。如何破解多方参与的困境、各方利益如何互动和统合,最终形成一致的利益联盟,是智慧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南京市四个智慧社区的建设为个案,通过对多元行动者的角色、利益与互动策略的"深描",力图展现智慧社区建设的运作逻辑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社区的建设者包括以街道办为核心,技术组织、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的行动主体,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诉求,需要核心行动者设立强制通行点(OPP),引导各行动者进行利益的表达、互动与传递,从而克服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障碍,形成一个动态的行动者利益共同体,从而呼应中央提出的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格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