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制度的灵魂，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根据民商法的基本原理，公司对其财产当然具有保险利益。但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我国《保险法》对这一问题一直未作规定。从保险利益原则设定的价值与功能角度分析，我国应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对此，实践中可通过公司章程自治规范以及保险行业针对此类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来具体操作。     

论我国保险利益确定的立法完善

在保险活动中,有无保险利益是决定保险合同是否生效的前提,保险利益原则也是保险法理论的基石之一,各国保险法对此都有明文规定。但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存在一些漏洞,在实务中常常出现纠纷,影响了保险活动的顺利进行。对保险利益的确定方式、确定原则、存在时间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等诸问题进行研究,利于提出我国保险立法的完善措施。     

保险标的转让与保险合同效力的维持

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合同应随之发生转让，合同效力延续，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应履行通知义务。除非保险合同明确约定禁止转让，或者转让将导致保险标的风险显著增加或对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权利产生明显不利时，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     

浅析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

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它是保险合同的真正客体.保险利益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通过对保险利益构成要件的分析,指出应如何认定保险利益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保险合同.     

被保险人同意与保险合同之效力

保险利益概念在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功能,两者不能统一适用.即使立法者在通过立法将其概念统一规定在保险合同法总则部分,以求在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中贯彻保险利益概念的适用,而在法律的实际适用中亦须对财产保险利益与人身保险利益作不同的解释.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同意的相关规则存在缺失,须考虑被保险人同意的具体行使类型与保险合同效力的关系,并根据保险合同利益配置准则来缓和对合同效力的否定.     

保险利益原则之再界定

纵观保险制度之历史沿革和各国保险法的发展 ,保险利益原则之创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道德危险 ,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险“分散危险 ,补偿损失”的职能。这一点于保险理论界已为共识。虽然现今各国保险立法多已将保险利益原则确立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 ,但是对于保险利益原则的根本内涵及其适用的理解却存有差异 ,相应地对保险实务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因此 ,深刻探究和反思保险利益原则的内涵及适用条件 ,对于保险理论、保险实务以及保险立法均有积极意义。本文拟以检讨我国现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为出发点 ,以切实实现保险的基本…     

论不可抗辩条款与保险欺诈的法律平衡

不可抗辩条款,从时间上限制了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保护了投保方的利益,但其固有的制度缺陷有可能沦为投保人进行保险诈骗的工具.本文针对我国保险法有关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缺陷,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能有效抑制我国日益泛滥的人寿保险诈骗行为.     

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法律责任重构

我国保险法对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畸轻。与合同订立时违反告知义务相比，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观恶性更深，后果更为严重。在索赔阶段，包括在庭审中，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应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投保人因过失而在索赔阶段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应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利益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及适用

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价值可以由保险合同双方协商确定,也可以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从字面文义来看,法律对保险价值的约定并未加以限制,尊重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有观点认为,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以远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保险价值进行高额投保的,应按约定的保险价值给付保险金。笔者认为,约定的保险价值应当反映保险责任开始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超出实际价值的约定,即使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超出部分,应当依据保险利益原则认定为无效。对于无效部分,可以推定保险人有过错,由保险人退还相应保费并赔偿相应利息;但是,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保险标的真实状况而导致合同部分无效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人身保险中保险欺诈的法律后果——以新《保险法》第43条为切入点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合同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的一种射幸合同,因为保险合同中双方信息不对称,因此极易诱发道德风险。我国最新修订的《保险法》中关于控制投保人与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或将免除保险人的理赔义务,或将剥夺相关受益人的受益权。但是新《保险法》的规定过于笼统,过度地偏袒了保险人的利益,损害了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的利益。     

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金分配问题研究

在被保险人死亡情形下分配保险金时,如果有受益人,保险金归其受领;如果没有受益人,保险金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上的特别财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并结合被保险人的意愿,在其继承人、遗赠人或遗赠扶养协议人之间进行分配。     

保险诈骗罪共犯法条性质分析——以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为视角

保险诈骗罪属于身份犯,刑法分则第198条第4款关于保险诈骗犯罪共犯的规定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旨在提醒司法人员对诸如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非身份主体为骗保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帮助行为的人与保险诈骗犯罪主体成立该罪的共犯。本款不是关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罪共犯的成立需要满足刑法总则关于共犯成立的条件,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单方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骗保提供条件的,构成犯罪的应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论。     

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法律性质及相关问题探析

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一个险种,实践中对于消费贷款保证的法律性存在不同认识,主要有“担保说”、“保险说”和“保险与担保竞合说”。通过对保险与担保本质区别进行分析,可以确认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是保险而非保证担保,它与保证之间的相似之处仅仅是形似。对这一法律关系应通用《保险法》以及《合同法》、《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再谈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以法律为视角

保险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结构的特殊性.但我国现行立法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制在实践中并不能完全适应保险公司治理的特殊要求,表现在股东的权利义务、股东大会制度、信息披露、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应借鉴吸收有关国际组织的成熟规范.结合保险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健全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国内法制.     

保险诈骗罪特殊主体立法模式的缺陷及重构

保险犯罪日趋频繁和复杂,保险诈骗完全可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以外的人或单位实施,现行刑法关于保险诈骗罪主体的规定范围过于狭窄,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会产生一系列弊端。应摒弃特殊主体的立法模式,确立一般主体的立法模式。     

论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险之特点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具备本身的个性特征：刚刚从劳动保险脱胎而来；保险对象从单一走向复合；险种较少；福利性较低；制度化水平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起步晚；二是国力不强。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社会保险制度将日趋完善。     

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关系——对《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解读

《刑法》第198条第4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对于该法条中所规定之主体的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刑法》第229条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认定其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就保险诈骗罪的这种共犯关系而言,其不仅具有事前通谋的典型共犯形态,而且存在着基于行为人单方面故意而形成的片面共犯形态。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中"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表述亦可表明,行为人的行为包含着片面共犯中片面帮助犯的情形。     

构建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现行养老保险法虽然规定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投入不足,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不规范。建议按照以下思路构建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定期投入、强制保险、明确保险主体缴费份额和缴费年限、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以及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与转化制度。     

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中国保险制度变迁评析

现代保险业是一种提供风险保障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国家在保险制度选择中的主导地位。本文运用国家效用函数分析我国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因,研究发现：国家产权垄断程度越高,国家的控制成本越大,国家效用值就越低;而市场化程度越高,竞争主体的创新能力越强,带来的国家效用值也越大,这也是中国保险制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成功实现从高度垄断向多元化竞争转变的真正动因,也是中国保险制度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