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齐玉苓案件的法理学思考

自从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一案的批复发布以后,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再度成为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齐玉苓案发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开始,针对什么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以及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条件等问题,对齐玉苓案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认为这不过只是一个对普通案件的普通的司法解释。     

宪法案例的拘束力——从最高人民法院废止齐玉苓案的批复谈起

宪法案例中的裁判理由不具有拘束其他国家机关的效力,所以对其进行改变是可以的。什么时候需要改变宪法案例中的裁判理由,是基于情事变更原则。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废止齐玉苓案批复,该废止对齐玉苓案本身不产生溯及力。     

中国宪法适用第一案评析

由 1 1年前发生在山东省的一起冒名上学事件引起的纠纷 ,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 2 0 0 1年 8月 1 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专就此案作出的批复 ;同月 2 3日山东省高院直接引用宪法第 4 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作出终审判决。齐玉苓案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并引发激烈争论 ,争论焦点涉及宪法和宪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宪法适用及相关问题。本文对齐玉苓案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及山东省高院判决的性质和适当性、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等问题进行探讨 ,并展望了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能模式。     

宪法司法化的冷思考

通过对齐玉苓一案是否是中国宪法第一案的反驳引出对中国宪法实施现状的思考 ,从而进一步论述宪法实施和违宪审查监督体制的完善 ,并提出建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的设想 ,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     

从齐玉苓案看宪法司法化在中国的实现

宪法虽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宪法却被长期“虚置”，并没有作为法院审判的直接法律依据，没有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力，在我国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宪法实际上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案的批复是否标志着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呢？宪法能就此实现直接适用吗？在借鉴世界各国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一定的意义。     

试论宪法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齐玉苓案"批复"发布时引起了学者们对宪法的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实践的广泛讨论,特别是"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而如今"批复"的废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对"宪法司法化"前途的信心,但是,关于宪法的法律适用的讨论还是甚嚣尘上,尤其在行政诉讼领域,有些学者认为凭借着宪法与行政法的密切关系,宪法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可以为我国的违宪审查开辟一条道路。笔者对此问题也跃跃欲试,尝试从对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部门的活动的考察,主张宪法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不能成为审判依据,但是也不是无所作为,除了可以成为援引性规范,加强判决论证的说服力之外,也可以成为启动对法律合宪性审查的"源头"!     

宪法司法化与观念更新——从“宪法第一案”说起

一、中国“宪法第一案”引出的话题 1990年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初中毕业生齐玉苓通过了中专预选考试而取得了报考统招及委培的资格,而同班同学     

宪法司法化概念厘定

“齐玉苓案”引发了法学界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的大讨论,本文试图对宪法司法化的概念进行厘定,使人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其含义。     

论宪法司法化的法理依据与实践

宪法司法化成为法学界的热点问题,是“齐玉苓案”引起的,本文着重论述了宪法司法化的实质含义、法理依据及其意义,最后提出我国宪法司法化模式。     

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对天然的悖论

齐玉苓一案引发了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 ,按照普遍的共识 ,宪法司法化昭示着宪法的司法适用 ,是指具体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时直接援引宪法进行断案。这一概念如果是民法和行政法出现缺位时是可以适用的 ,但如果刑法对某一行为没有相关罪名 ,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 ,致使宪法不能适用到刑法领域。     

美国司法能动的历史发展

司法能动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重要的司法哲学。美国司法能动的代表性时期为马歇尔法院、沃伦法院和伯格法院时期。美国的司法能动并非源于宪法的明确规定,而是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罗伊诉韦德案等众多案件中通过＂立法性司法＂确立下来的。美国司法能动的成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法治背景。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两个罪名《法定》中的罪名设定定研究

文章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存在“‘罪名从简’原则的事实否定”和“‘标准统一’原则适用的矛盾”等问题 ,并提出了作者的理论模型设计。     

La subsidiarité en droit européen et canadien : Une comparaison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 European Union (EU) law and entrenched in the EU treaties, has recently entered the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in Canada thanks to some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regarding division of powers. After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ubsidiarity, this article offers a comparison of how subsidiarity has been dealt with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and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see what lessons Canada can draw from the EU's longstanding experience with subsidiarity, particularly in the ambit of social policy.     

试论“特定关系人”界定的重要性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将法律法规中的"利害关系人"扩展为"特定关系人",明确界定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和范围。对于司法机关的侦查及审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完善之法律思考

2020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特别代表人诉讼"以专章规定列出,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证券纠纷问题层出不穷。例如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混乱、投资者保护机构权力扩大、"一案一立、分别审理"观念根深蒂固等等。文章建议支持扩大人民法院庭前审查的项目类型和内容;引入"投资者代表",以"双保险"模式维护投资者权益,同时允许投资者进行"二次推选"代表人;个案认定应本山取土、因地制宜,针对差异选择适用一案一立、普通代表人诉讼制度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中的一种或数种。     

论规制堕胎行为的考量

堕胎的问题,无论是医学伦理学还是生命伦理学抑或在法学领域内已早有讨论,但对胎儿是否为"人"或"位格之属性"尚未有定论。再者,就胎儿和孕妇关系而言,从"位格"特性之实体性、关系性、目的性分析了作为合二为一的"独立性实体"与"关系性实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关系实体"的胎儿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坚持国家利益的立场,限制堕胎行为,对自由堕胎行为进行了规制,但也存在例外情形;美国堕胎案中,最高法院在韦德案秉持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堕胎是孕妇的一项宪法所保护的隐私权,而在凯瑟案中最高法院采取了限制堕胎自由,国家为了保护潜在的生命,可以限制堕胎。自此,堕胎自由式微,国家对胎儿有保护义务。     

论宪法的司法适用

宪法的司法适用对于树立宪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 ,宪法的司法适用需要人们改变对宪法的一些错误认识 ,尤其是人民法院应该冲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 ,积极地适用宪法来进行审判活动。同时 ,在不根本突破现行的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 ,努力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创造条件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成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等。本文还就宪法司法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作了分析 ,以使宪法的司法适用更具合理性。     

行政诉讼中的起诉不加重原则略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起诉不加重原则。确立该原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诉权。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级法院在审理行政处罚案件中如何运用司法变更权的理论困扰,使得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有章可循,为公民行使诉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我们同样看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对该条文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其中的焦点是对“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表述如何来理解和把握。     

政府间组织应该成为国际法院诉讼当事方

《国际法院规约》不认可政府间组织是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方,并且众多修改建议也未能实现。给予政府间组织诉讼当事方地位,具有现实意义,如有效解决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和扩大国际法院职能等;当然也关系到修改法院规约等一系列复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