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区循证矫正初探--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岳麓区为例

循证矫正即遵循证据的矫正，是“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以证据为本的矫正”)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后的意译词。其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20世纪末该理念进入矫正领域并在美、加等国得到广泛研究与应用。2012年9月，我国司法界正式引入这一理念。在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社区矫正起步晚且存在着社区矫正管理的粗放性、矫治方法的主观化、矫正工作者的本位化、监狱与社区的错位性等诸多不足。借鉴西方的循证矫正理论，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循证矫正的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实践模式，完善社区循证矫正这一新的司法改革模式，意义重大。     

质性研究在循证矫正本土化中的价值

循证矫正本土化需要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多元化。质性研究作为有效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异于量性研究的价值趋向。质性研究是挖掘本土化矫正证据的有效方法,其成果有助于循证矫正本土化证据与矫正实践的衔接,有利于培育本土化循证矫正土壤。重视质性研究在循证矫正本土化中的价值,能够推动循证矫正本土化的快速发展。     

循证矫正运行流程的构建与解析

循证矫正是一种科学性、精确性矫正，要求循证矫正的运行流程必须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按照矫正工作的原理，借鉴循证医学、心理学的运行流程，一个完整的规范的循证矫正的运行流程应该由提出问题、检索评价证据、决策应用、效果评价、循证矫正总结、撰写循证矫正案例报告等六个先后环节组成。     

循证矫正视域下的认知行为疗法

在开展循证矫正实践活动中,寻找和确立最佳证据成为该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作为行为治疗和认知治疗融合而成的认知行为疗法在罪犯矫正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最佳证据确立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疗法,探讨其矫正机制,了解其在国外罪犯矫正中一些应用项目,对推动我国罪犯矫正工作将有重要作用。     

循证矫正视域下的认知行为疗法

在开展循证矫正实践活动中,寻找和确立最佳证据成为该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作为行为治疗和认知治疗融合而成的认知行为疗法在罪犯矫正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最佳证据确立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疗法,探讨其矫正机制,了解其在国外罪犯矫正中一些应用项目,对推动我国罪犯矫正工作将有重要作用。     

中国循证矫正的对象、问题与解决方案

中国监狱开展循证矫正,应当依据高危险性、高价值性、高匹配性三原则和多种方法确定对象,运用测试、观察、访谈等多种方法评估矫正对象犯因性缺陷等问题,善于寻找、鉴定和精选最佳证据,在此基础上,结合矫正对象的特点和意愿制定矫正方案,才能确保循证矫正取得良好效果。     

论循证矫正技术在个案矫正中的应用

当前发表的很多个案矫正案例显示,在个案矫正中没有充分运用循证矫正技术,导致难以在现有的矫正个案里累积循证矫正的证据资料,不利于个案矫正和循证矫正互促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研究如何将循证矫正的技术融入到个案矫正的实践中。一方面,要论证个案矫正和循证矫正在理论层面上是互通的,是可以借鉴融合的;另一方面,要探讨在矫正个案中应用循证矫正的适用操作技术。     

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对两种典型模式的考察

美国的“私人放任模式”和德国的“利益权衡模式”分别是处理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两种典型模式。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私力取证，私人以不正当行为获取的证据可以被法庭采纳。德国法律实践有时趋向于排除私人违法取得的证据，证据无论是由政府人员还是个人取得，如果侵犯了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个人基本权利，尤其是个人隐私权，德国法院会在利益权衡的基础上考虑排除这个证据。不论美国那种针对公权力侵犯宪法权利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德国的以宪法为依据的证据禁止理论，不论二者在私人违法取证领域的区别有多大，它们都以宪法权利保障为己任，并有强有力的违宪审查作为依托。而这一切对于我国来说都还显得有些遥不可及。     

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犯矫治中的应用——基于循证矫正理论的视角

以引入社会调查制度为视角，结合当前在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运用社会调查制度推进循证矫正的实践探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论证在未成年犯矫治中引入社会调查制度和循证矫正方法的必要性，推动循证矫正理论的应用。     

从证据依赖到证据治理：审视共识构建中的循证路径

证据成为政策共识构建的重要依据，共识构建依据可循的证据而做出，进而出现了循证共识的概念。循证共识所循的证据主要包括数字化与符号化的事实材料以及可重复可追溯的论证资料，循证方式体现为科学范式内的论证与推理，随着共识构建越来越倚重证据与循证流程来获得技术合理性，循证共识出现了对证据的依赖。但是，证据依赖却使得循证共识陷入多阶段困境中，原因在于：证据创制时存在技术局限；证据选择时存在态度偏见；证据阐释时出现共情误差；证据应用时出现适配偏差。这要求从证据依赖转向证据治理。证据治理重视证据，但同时也对证据本身加以考察，并在共识构建全过程中思考证据应用的合理性，证据治理是一个多维建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