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矫正:从身份到契约——罪犯矫正契约化论纲

我国监狱对罪犯的矫正经历了单向主导的政治教化和非均衡的法制强化两种形态,已具备了矫正契约化的条件。矫正契约化具有平等的特质,在监狱的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安全、秩序、法治、科学、效率、公平、民主、人权等多元化样态。在矫正关系中,警囚关系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罪犯是主动参与的主体。监狱制定的行刑规范,不仅要约束、规范罪犯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规范监狱的行刑权力;监狱和监狱警察按照效率原则,公平地为罪犯提供矫正服务。矫正契约化所维护的是秩序之特质、法治之根基、科学之内核、民主之精华、人文之灵魂、公正之精神、效率之要义。     

罪犯矫正契约化模式的建构路径

矫正契约化模式建构的整体思路是建构主义的。罪犯矫正契约化本身既是意识、理念、观念、精神、信仰等意义上虚的、被泛化的一种隐喻,又是一种具有自我强制力、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实在的、具体的制度。契约治理理论和公共社会治理理念共同构成了罪犯矫正契约化模式的理论框架。罪犯矫正契约化模式的内在品质体现在体制、机制和主体三个层面,具有主体平等性、合作性、协调性、可操作性和有秩序性等外显特征。     

论罪犯契约矫正制度的基本构成

罪犯矫正契约化必须以制度作为保障。罪犯契约矫正制度是罪犯契约矫正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和行为规范,是矫正参与主体的权利(权力)、义务和禁忌的规定的总称。现代罪犯矫正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丰富的、多层次的价值体系,既有罪犯契约矫正制度的目的性价值——自由和平等,也有罪犯契约矫正制度的工具性价值——效率和秩序。罪犯契约矫正制度由参与主体、适用范围、启动条件协商内容、绩效评估、协作衔接等基本要素构成。     

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社区矫正制度是与监狱内矫正制度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模式,是刑罚人道化和罪犯再社会化理论的制度结晶。兼顾社会的安全利益和罪犯的人权利益平衡,是国际上罪犯矫正的潮流,也是我国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研究社区矫正理论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嫁接,社区矫正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定义的厘定,以及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的科学选择,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近现代社区矫正历史特点考论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它是西方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其理念始于19世纪末近代学派的行刑社会化思想。批阅中国历史,近现代社区矫正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而又艰难的过程,就其发展基本轨迹来看。主要有三条历史脉络。一是1906年,清末法律改革中引入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主要是近师日本,远师法德,走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社区矫正制度的路径。二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社区矫正立法与司法实践开始对假释制度、保安制度有了较多的践行。三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尝试进行红色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可以视为我党社区矫正制度的萌芽,对新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罪犯矫正契约化推进中的障碍分析

罪犯矫正契约化需要社会契约思想和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的支撑,需要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设计。我国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惯性作用,契约思想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理念,没有渗透和应用于中国社会基本制度的构建。在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下,迷信严刑峻法对社会的治理作用,缺乏罪犯矫正教育平等性的人文情怀和主体性观念,罪犯没有被置于矫正教育活动的主体地位。因此,罪犯矫正契约化首先需要培育社会对待罪犯的宽容性。     

多位思索与深度检视:社区矫正制度研究综述——以2003-2010年CNKI期刊数据库的相关文献为素材

社区矫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非监禁刑,我国于2003年开始此项制度的试点。作为对实践的回应,我国理论界从理论基础、主体、适用范围、意义、模式、实践效果、问题、对策与域外实践等诸多角度对社区矫正展开了思考与探讨,部分学者所谈及的社区矫正的不可行性研究、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等具有进一步探究的价值。     

美国女犯矫正制度研究

美国监狱中关押罪犯的数量位居全球之首,监狱中女犯的数量同样庞大。女犯矫正制度成为美国矫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女犯的特殊性,在矫正制度上与男性罪犯有一定的差别,有一定的女性特色,有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美国女犯矫正制度存在很多问题,结果导致女性罪犯释放后重新犯罪率较高,矫正效果很不理想。     

循证矫正视域下的认知行为疗法

在开展循证矫正实践活动中,寻找和确立最佳证据成为该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作为行为治疗和认知治疗融合而成的认知行为疗法在罪犯矫正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最佳证据确立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疗法,探讨其矫正机制,了解其在国外罪犯矫正中一些应用项目,对推动我国罪犯矫正工作将有重要作用。     

循证矫正视域下的认知行为疗法

在开展循证矫正实践活动中,寻找和确立最佳证据成为该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作为行为治疗和认知治疗融合而成的认知行为疗法在罪犯矫正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最佳证据确立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疗法,探讨其矫正机制,了解其在国外罪犯矫正中一些应用项目,对推动我国罪犯矫正工作将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