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与检察执行监督机制

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体现出多机关参与执行的特点,具有执行的高效与便捷的特点。但执行权的分工不合理,造成司法机关职权属性异化,不利于司法公正性的维护,也不利于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检察机关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因学界认识不统一,造成认识上的混淆,后果就是检察执行权和检察执行监督权合二为一,监督权脱离本色,监督失位,检察执行权缺失,参与性不足。本文对刑罚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进行了新的诠释与解读,并提出了刑罚执行与检察执行监督的具体制度设计,以期厘清两权的认识,构建公正、合理的刑罚执行体系与检察执行监督机制。     

大部制改革的一个新范例：杭州市综合考评体制的“大监督”模式研究

在中国实行大部制改革不应该是简单的职能和机构的重组与合并，其核心在于处理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的关系，这层关系的处理必然涉及到执政党、人大与政府等主体的关系。西方的大部制改革无法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完整的经验，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的资源来探讨中国式大部制改革的方案。杭州市综合考评体制整合执政党、政府和人大等机关进行多层面的综合考评经验为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大监督”模式。这一范例为推进在更高层面“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但其本身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事执行权制约体系中的检察权

针对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中执行难与执行乱这两大问题,检察权的介入成为司法界和理论界求助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必须区分这两种检察权的不同性质。虽然都是基于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但针对外部干扰执行导致的执行难问题所进行的检察监督是守法监督,在性质上是检察执行协助权或检察支持执行权范畴;针对法院滥用执行权导致的执行乱问题所进行的检察监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行监督。两种性质的检察权介入从制度功能目标,到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权力行使的主体、客体、条件、程序和救济途径等等均不相同。定义检察权和执行监督的概念,澄清执行监督与执行权制约、执行救济、执行协助等其他相关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期实现检察权的正当介入在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方面的预期功能,而不是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探析

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形式,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的提出有宪法、法理和现实需要上的存在基础。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应以其优于法院内部监督的刚性和强度,通过监督权与执行权的形式对抗与实质补益,确保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行政三分的演变逻辑、研究进展和解构模式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协调运行机制的新思路，这为今后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突破口，同时也指明了方向。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三分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非常凌乱，并且存在很大不足。针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缺陷，参考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设置执行局的具体做法，借鉴国内以深圳为代表的曾经尝试“行政三分”的一系列地方政府的可操作性措施，根据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文章创造性地构建出可以在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变通运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协调运行模型，希望对政府和学术界有所启迪。     

高校内部权力的科学配置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我国高校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建立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确立“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民主监督”的体制框架，形成结构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运转高效的内部权力运行机制。为此，要探索构建政治——行政——学术权力耦合机制：探索构建学校——院部——系所分层管理机制；探索构建决策——执行——监督制约协调机制。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的发展与完善

民事诉讼法执行检察监督权的宣示既经历了漫长的孵化过程又实现了跳跃性地突破。《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第235条规定的执行检察监督使法检两家面临如何构建执行中协同型关系的新问题。执行检察监督权的具体配置将对执行权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处理好执行救济与执行检察监督的顺位关系和优位关系,执行检察监督运行中的积极和消极规则,以及执行检察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的封闭和开放问题。     

论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地位和规范化运行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建立产权清晰的产权体制,有利于实行董事会领导和监事会监督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化运行,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的规范化运行,以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之间的有效结合,形成统一的权力运行机制。     

反腐之道:民主、制度与执行力

民主利于清廉,专断易生腐败。完善民主制度,民主选举、选拔清廉的干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贪官;监督制约权力,可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以权谋私。反腐败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因此,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使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明确界定和限制权力,规定权力的边界,推进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公开化,建立决策追查制度,积极试行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反腐工作需要全面加强执行力,为此,要狠抓制度与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统一领导、协调八方,强化监督检查;坚决反对和克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依法加强执行力。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反思——基于深圳市的追踪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深圳市大部制改革的跟踪调查发现,大部制改革后,深圳的政府机构得到优化,资源得到整合,管理层级实现了扁平化,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监督和协调的运行机制得到了初步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以激进方式推进的大部制改革,尽管从形式上实现了组织的扁平化,但大部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并未完全实现。在"委"与"局"的运作模式中,相关的联系制度建立得并不充分,有的部门甚至重新带来了交叉和混乱。在改革存在一定程度的阻力、缺乏内生动力和需要政治强力介入的背景下,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制度约束和公民政治参与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大部门内部机构设置和权力结构研究

大部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高度重视大部门内部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目前,我国大部门内部机构尚缺乏有机整合,权力配置中决策权与执行权不分。对此,有必要从"决策司局+执行司局"模式、将办公厅构建为大部门综合协调中心、建立决策和执行机构间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建立部门组织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优化。     

地方环保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探讨和方案选择——以武汉市为例

近十年来,对地方环保部门管理体制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简单地坚持属地管理还是改为垂直管理都不符合国情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可以试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和协调的体制改革新思路。     

科层官僚制与公共权力监督

科层官僚制自身的结构缺陷是特权与腐败的制度性根源。相对封闭和高度集权的科层体系依靠层级制中隶属关系逐层进行监督。因为集权,使空间距离、隶属关系的距离与权力监督的效度呈反比关系,呈现出近勤远怠规律;因为自体监督,在法律和规则的制定和适用上,却又呈现出"灯下黑"规律。因此在高度集权的科层官僚体系内,要想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控,必须减少层级,分解事权,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     

关于当前领导干部权力腐败问题的思考

权力腐败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标志着党已把对权力监督从党内监督提升到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建设的总体构架来谋划,力求从源头上解决权力结构失衡和监督缺位问题,切实提高预防权力腐败的能力和水平。本文从理论层面思考权力腐败的问题,从实践层面提出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对策。     

我国刑事执行权配置: 现状、问题与优化简

基于我国刑事执行权配置的现状和问题,需要遵循权力制衡与效率相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刑事执行权行使公开化和社会化等原则,予以进一步优化。具体构想包括：建立健全刑事执行权配置的法律规范体系,统一刑事执行工作的领导机关,革新刑事执行权配置的方式,改革与重构减刑、假释程序,强化对刑事执行权行使的检察监督。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何以持续——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解析

可持续性既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的现实难题。制度演化理论为我们分析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解析，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地方政府的适应性学习、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路径依赖、地方政府间的竞合关系、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程度、制度创新的制度化能力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通过建立制度创新与公共利益的连接点、构建科学的制度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培育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摆脱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合、提高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程度、强化制度创新的制度化能力，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     

政府转型是中国改革的关键

"政府转型取决于高层的决心"。从现实来看,政府的转型与改革面临的矛盾、问题很突出。首先,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尤其是增长主义政府的特点在这些年尤为突出。其次,经济总量导向,使中央和地方关系中面临的矛盾问题突出。再次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权力结构不合理。     

从行政三分走向权力三分：党领导国家治理体制的新推进

文章是从国家公权力整体考量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权力三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在坚持行政三分的同时，对纪委权力地位和司法独立以及反腐机制所作的部署其实就是从党领导国家体制考量和安排“权力三分制”，标志着从行政三分走向权力三分，是党领导国家治理体制的历史性推进，对今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怎样配置党和国家权力和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局面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权力三分体制在执政党（党委和纪委）、政府以及人大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党委的主体功能在于决策，在大决策中居于核心地位；政府的主体功能在执行，在大执行中居于核心地位；纪委、人大的主体功能在监督，在大监督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权力体制的配置层次上，由党委领导政府，纪委领导人大。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还需要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南方谈话那样求得思想大解放，克服资本对党政肌体侵蚀，根除斯大林模式的毒害，实现党领导国家的结构体制与现代政府治理能力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诉求的深度嵌合。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行政三分体制的地方实践模式分析

十七大闭幕后,大部制成为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词,以此为背景,围绕着政府职能的整合重组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立协调为核心的改革,成为了现实政治的必然选择。在借鉴国外"大部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提出我国行政三分的模式构想。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行政三分体制的地方实践模式分析

十七大闭幕后，大部制成为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词，以此为背景围绕着政府职能的整合重组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立协调为核心的改革成为了现实政治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海南、深圳、湖北随州、浙江富阳试点地区的改革模式研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利弊分析。在借鉴国外“大部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提出我国行政三分的模式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