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制度视野下政府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政府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步骤。权力清单以内是政府权力合法运行的范围,以外则是运行的禁区,所以落实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是打造法治政府、廉政政府的前提与基础。文章就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法治化的合理抉择、政府法治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进行探讨。     

对政府权力异化的法治思考

政府权力异化从法治角度分析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腐败。制约权力腐败的根本措施是法治，即实现权力的法治化，也就是将权力的获得、行使、监督法治化。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模式。中国选择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它具有许多优长之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危险。中国今后的法治实践需要着力思考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及其监督“政府权力”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大力培植社会的和民间的法治资源，推动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     

地方政府权力扩张和失范及其治理路径选择

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恶性膨胀、无序扩张,滥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情况比较普遍和严重.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扩张,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也同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状况不无关联.有效防止公权力滥用和失范,既应把地方政府权力行使纳入法治轨道,还应将地方政府权力制约纳入法治轨道,推进其法治化进程.推进地方政府权力制约法治化,是破解当下一些地方制约权力的新的制度规范不断出台、而侵犯私权利的权力腐败案件却多发频发这一困局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实现权力法治的重要保障.     

*论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是对政府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要求。从国际进程、现实挑战、未来要求看，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当前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存在着重法制轻法治、重权力轻权利、重结果轻过程、重执法轻问责等落差；推进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外，政府职能法治化是前提、政府决策法治化是基础、政府执法法治化是关键、政府责任法治化是保障、政府政务公开化是要求。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强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行政环境,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通过强化公务人员法治化意识、法治化进程、科学民主决策、行政执法体系、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等理念、制度、政策和方法来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     

浅议我国乡镇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西部乡镇依法行政中存在行政人员和相对人法律意识淡化,行政职责权限不清,权力内部运作机制不够科学等问题。为此,必须加强法律的宣传教育,完善法律体制,明确职责权限,促进行政权力内部运行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     

论经济危机下的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政府行政法治化成本控制为视角

政府成本的状况,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各国的公共行政部门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行政效率低下,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而备受批评,合理节约有限资源,控制行政成本成为政府行政关注的主要焦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加速向实体经济侵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内经济环境也随之不断恶化。同时,我国也正处于法治化发展阶段,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而如何以尽可能少的耗费实现政府行政法治化正是我国法治化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因此,必须通过对政府行政法治化过程中的直接法治成本、机会法治成本以及法治社会成本进行合理控制。     

论法治化与权利精神

法治化是中国必由之路,法律思想基础由权力文化嬗变为权利文化是历史的必然,权利应当成为法的本位.权利精神是法治的灵魂,法治化需要权利精神的推动和牵引,要求逐步完善权力机制和权利机制,"以权利制约权力".法治社会既以社会为本位,又以人为本位.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需要把握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法治状况.在推行法治化的初级阶段,重点在于加强对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将权利精神发扬光大.     

加速依法行政进程 推进政府行为变革

法治是治理国家迄今最好的模式。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是推进国家法治化进程特别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最实际步骤,贯彻《纲要》精神是当前变革政府行为、建立现代政府体制的重中之重。依法行政体现在政府权力运行的全部过程,依法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政治变革,既需要政府内部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需要相关方面的配套改革与大量基础性建设。     

农村法治:中国法治的"瓶颈"

实现中国农村的法治是实现整个中国法治的关键。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存在许多障碍：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合理因素、农村落后的经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薄弱、农村家族主义的复苏。农村实现法治化的途径有：依法控制权力、确立权力本位的法制观念、充分尊重传统的人伦道德。最后，作者指出，虽然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漫长，但是我们充满信心。     

黑龙江省行政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策略研究

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举措卓有成效,政府主导是现阶段营商环境建设的关键。黑龙江政务环境存在体制机制欠缺创新活力、主动作为意识薄弱、政务服务不到位、肆意用权等问题,政务环境法治化建设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运用行政法治方式,完善法制、依法约束权力运行、规范行政执法、法治监督保障等策略,优化政务环境,助力行政法治营商环境建设。     

浅论政治权力法治化

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并从必然性、途径、原则等方面论述了政治权力的法治化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江泽民又大力推动了我国政治权力的法治化进程。这对于依法规范权力运行,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而在这"六化"之中,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因而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本文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从推进依法执政、完善立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法治化等方面提出构建法治体系的建议。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和谐语境下服务型政府的法治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必须依法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以法治作为基石和制度保障。实现服务型政府,应该树立依法服务的行政理念,完善和健全行政立法体系,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完善法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针对我国当前在法治观念、执法效果、体制机制、群众获得感等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要着重抓好法治体系、机制以及工程建设。这既要建立健全基层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考核评价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科学决策体系"四个体系";又必须构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政府内部权力运行约束机制、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四种机制";更要致力于实施平安建设工程、信访维稳工程、法治惠民工程、队伍建设工程"四大工程"。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