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的基本理念

犯罪预防,以犯罪原因的揭示为基础,针对犯罪形成机制,阻断犯罪原因因素.基于预防主体、对象、措施的不同视角,犯罪预防包括:官方组织预防与民间团体预防,个体犯罪预防与社会犯罪预防,思想观念预防、社会环境预防、制度规范预防等等.犯罪控制,以犯罪条件的揭示为基础,针对犯罪发生机制,阻断犯罪条件因素.犯罪控制的主体、对象、措施,同样具有全方位、综合性的特征.就措施而言,犯罪控制分为情境犯罪控制、管理制度控制、技术犯罪控制等等.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不过两者在基础特征、阶段特征、目标特征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我国一些论著对于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不加区别,或者主张犯罪预防包容犯罪控制,这些见解的合理性均有待进一步地推敲.     

犯罪预防重心的转移与向社会本位的回归──以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的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原因研究影响着犯罪预防策略的重心。对犯罪原因链条中各环节关注的变化将引起犯罪预防策略重心的变化。刑罚预防和情境预防都曾是我国犯罪预防策略的重心,但预防效果并不理想,由此导致我国犯罪预防在策略重心选择上走入困境。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构、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为犯罪预防策略重心回归社会本位创造了条件。因此,我国犯罪预防策略应当是以犯罪原因与社会政策的关系研究为依据,以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要措施,以预防优先理念为刑事政策的核心,最终实现犯罪预防重心回归社会本位。     

情境犯罪预防本体理论解读

传统犯罪预防模式在应对犯罪方面的局限性促使人们另辟蹊径,探索了另一条犯罪预防道路——情境犯罪预防。情境犯罪预防日益深入人心,缘于其背后厚重的理论支撑。情境预防已发展为五大策略和25种具体手段,其显著特色是预防措施手段具体化且可操作性强。情境预防的实质在于：通过增加犯罪难度、增大犯罪风险、减少犯罪收益、减少犯罪诱惑和消除犯罪借口等措施,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情景预防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一种犯罪预防方法,成为可与传统的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并驾齐驱的第三条独立的预防犯罪路径。     

英国犯罪预防的启示

从1993年到1997年,英国犯罪数量连续5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选择了卓有成效的犯罪预防模式。在兼顾加强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的同时,将犯罪预防的重点转向情景预防,对犯罪实行由多机构参与的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综合治理。受其启示,我国在犯罪预防模式的选择上,应弱化刑罚预防,强化社会预防,倡导情景预防,宣传被害预防,健全犯罪预防机构。     

犯罪成本与犯罪预防

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犯罪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呈现出量多面广、社会危害日益严重的趋势。根据经济学的观点,那种不计成本的犯罪预防手段已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弃儿”。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研究犯罪成本,积极做好罪前预防工作,从而达到犯罪预防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效益最优化”。     

我国犯罪预防模式的选择与辨析

我国犯罪预防模式应是在我国犯罪综合治理方针的指导下所采取的犯罪综合预防模式,而不是单一的犯罪预防模式。其具体内容是:坚持社会预防;正确运用刑罚预防;加强情景预防;倡导被害预防;建立、健全犯罪预防机构。     

基于三级预防理论的污染环境犯罪防治体系构建

污染环境犯罪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一种犯罪形态,针对该类犯罪的预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环境犯罪治理所应具备的科学理念。基于三级预防理论建构犯罪预防体系是应对污染环境犯罪问题的有力策略。初级预防需要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居民环保意识、构建多元环境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社会预防。次级预防需要从严控企业环保准入、建立排污实时监控系统,增加犯罪成本与风险、加强环保监督等方面进行情境预防。三级预防需要从完善环境立法、加强刑罚力度,搭建联合执法平台、健全环境执法队伍等方面进行刑事司法预防。三个不同层级的预防手段针对不同的对象和情形,相辅相成,形成密不可分的污染环境犯罪预防体系。     

论被害预防

当前,世界各国犯罪预防的一个明显转变就是从被动预防犯罪到主动预防犯罪;从法律制止到物质制止;从立足于行为人预防到被害人预防。犯罪被害人研究表明,要真正实现减少社会的犯罪,仅仅从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这一角度考虑是不够的。任何犯罪的发生,都是犯罪人与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以犯罪人或潜在犯罪人为中心的犯罪预防和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中心的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体系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以动态的观点去理解和分析被害预防才是全面的、科学的。也只有将被害预防与犯罪预防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它在犯罪预防中的作用。     

谈城市“两抢一盗”犯罪的情景预防

情景预防是指对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通过改造可能诱发犯罪发生的情景来减少犯罪的犯罪预防方法。“两抢一盗”犯罪的情景因素包括：犯罪人、被害人、影响犯罪的时空因素和社会控制力度。采取减少犯罪机会、加大犯罪难度、增加犯罪成本及降低犯罪预期回报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两抢一盗”犯罪。     

试论情景预防

犯罪是一"综合病症".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应当是多种预防模式的有机结合.我国向来对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比较重视,而对情景预防关注不够.虽然在犯罪预防实践中,已经有了一些情景预防的做法,但尚未系统化、完善化.将情景预防纳入到我国的犯罪预防体系之中,能够更为有效地控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应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借鉴国外情景预防的成功做法,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情景预防模式.     

论黑恶势力犯罪的成因及防控对策--以控制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威胁政治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黑恶势力犯罪非常猖獗。控制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可以归结为合法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尤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的弱化,以及罪犯在家庭教育缺失情况下导致的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是犯罪分子基于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对比关系的理性选择。控制理论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治的启示是强化合法社会控制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强化基础素质教育,矫正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则是加强"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提升黑恶势力犯罪成本和提高对黑恶势力犯罪的防范意识,构筑起心理栅栏。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犯罪学研究的法理视野

犯罪学理论是要讨论关于犯罪的道理。我们讨论违法犯罪,不能仅考虑刑事法,首先必须考虑民事法、行政法。仅以刑事法规定什么是犯罪,人们可能普遍不明白什么行为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刑事犯罪是严重违犯民事法规定或行政法规定的行为,刑事法源于民事法和行政法。制刑必须定律,必须严格标准,律就是标准。有法律就有犯罪,纪律、政策之类制定出来让人们遵守的规范都是法律。预防犯罪非专职可行,必须全社会综合治理。惩罚犯罪非专职不可,必须是专门机构的专门工作。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内涵与运行模式

良好的社会治安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为了严密防控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应对并解决各种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充分整合各种社会防控力量,构建一套以违法犯罪为对象的防控体系。为确保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行,其运行模式必须由多元主体来开展社会治安防控,做到长远目标与现实目标的有机结合,并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     

论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

关于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上存在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具体分析说三种立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刑事政策根据是基于预防犯罪目的而对中止行为予以奖励，其对中止自动性的判断具有指导、制约作用。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未能表明其已回到合法性轨道，其危险人格并未得以良性转化，仍具有预防必要性，不值得给予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奖励。中止自动性的认定应当维持主观说的基本立场，但“能”和“欲”的判断必须受到功利价值观的制约。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其犯罪欲望或其预期的犯罪收益无法通过继续犯罪得到实现，该停止行为应视为“欲而不能”,而非“能而不欲”,不符合中止自动性特征。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反社会人格引发的严重暴力犯罪——对张君犯罪心理的剖析

本文通过对张君犯罪心理的剖析指出,要特别注意一种由反社会的人格障碍导致的犯罪现象。这种人格障碍引发的犯罪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是犯罪预防的重点对象。     

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讲 ,网络游戏玩家账号中的虚拟装备等网络资源属于刑法财产犯罪保护的对象 ;比较目前司法实践对这一命题的否定看法可以看出 ,我国刑事司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应当进一步协调刑法确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矛盾。此外 ,在成文刑法面临新的社会需求而需要积极解释适用时 ,与刑事立法一样 ,司法适用者应当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