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我国刑法总则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的论域观是科学认识和把握犯罪概念的基本方法。从论域观出发,审视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对我国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审视和讨论更有其必要性。在进行正式讨论前,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中有个"定量"因素,它在刑法中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定量因素实际涉及刑法总体的立法模式,与刑法具有结构性的联系,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仅就我国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论域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借用"形式"和"实质"的说法,从立法上说,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不应采取所谓的"实质式"立法模式,而应当采取所谓的"形式式"立法模式,即使是退而采取"空白式"立法模式,也不应该采取所谓"实质式"立法模式。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预防刑法差异化表现及其本质初探

预防刑法相较于传统刑法有诸多差异化表现,差异化现象本质等同于将刑法进行扩张适用。预防刑法理论的发展更多源于对社会新形势、犯罪新问题应对的需求,是我国积极立法观导向的结果,是国家介入社会秩序管理最直接、最强硬的表现。对预防刑法差异化表现及其本质的研究,能为限制刑法理论扩张、保持刑法谦抑性打好理论基础。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试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之增设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以行为的实行行为能否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 ,把犯罪未遂形态划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两种类型。不能犯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是一个法定的概念 ,而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本文从刑事立法发展、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理论研究、司法实践等角度来论述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不能犯条款之必要 ,并通过对国外不能犯立法例的介述 ,提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的立法建议。     

近年来我国犯罪化的走向——基于对刑法修正案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从近十年来刑法修正案的内容可以看出犯罪化的走向主要体现在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秩序、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犯罪化非常活跃,呈现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法益保护前置化等特点,将很多原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将刑法保护法益的时间提前。这体现了刑法立法对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以及越来越能明显感知的社会风险的回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刑法立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近年来犯罪化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注意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刑法法益保护的过度前置化,同时注重人权保护。     

论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在于对结果犯与危险犯的抉择。目前立法对污染环境的犯罪采用结果犯，处罚不力；将其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应提上立法日程。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的不同认识，表明补充修订该条款具有必要性。单位环境犯罪方面存在的实务问题是大小单位处罚上不平等，以及混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针对之，本文提出相应对策。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在立法上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但在刑法理论上,过失危险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中外刑法学界仍有分歧。就过失危险犯与传统过失理论的关系,过失危险犯与信赖原则与允许的危险理论的关系以及信赖原则与允许的危险理论适用条件,过失危险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三个角度着眼,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刑事立法的类型化逻辑与路径

类型化是现代刑事立法中不可逾越的方法和思维,它能有效克服客观具体化和概括性立法的弊端,能有效地兼顾刑法的安定性和适应性。对类型的把握程度直接关系到刑事立法的成功与否。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仍然存在类型化程度不足、概括性立法和概念式立法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刑法的适应性、安定性和正义性。从刑法的明确性出发,类型化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国民对犯罪类型的认识程度。在自然犯等传统类型的犯罪中,采用较为简洁的犯罪类型也不会超出国民的可预测范围。在行政犯等新型犯罪中,犯罪类型的规定应相对充分、详尽,且应采取例式法的立法模式,但也必须满足类型理论的基本要求。     

论刑法中行为的自然观和规范观

行为是刑法中的一个核心范畴。行为理论的发展不但与社会发展及刑法学流派变迁相适,应而且向我们展示了对其观察的两个不同视角———自然观和规范观。自然观和规范观对于实现刑法中行为概念的三个机能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此外,自然观和规范观还对刑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行为数的判断、不作为犯以及持有型犯罪的理解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     

论包容犯与我国刑法立法

包容犯是近年来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犯罪形态并没有引起重视.本文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意义上,对此犯罪形态加以研究,以揭示其法律性质并评价其立法上的利弊得失.     

刑法改革刍议

所谓“刑法改革”是指对现行刑法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进行与之相适应的重大调整、修改的立法创制活动。一、进行刑法改革，势在必行进行刑法改革，是我国目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刑法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刑事法律保障。随着我国各项制度的深化改革，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市场体系、企业经营和生产方式都与1979年以前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会给犯罪领域带来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为社会危害性增添了新的内涵，这种内涵又造成了现行刑…     

风险社会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理念辨析与边界划定

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治理同风险社会理论天然具有契合性,但近年来处于刑法立法相对消极化的状态。将我国社会系统的转型同刑法观的流变相结合进行研究,发现传染病防治犯罪既存在传统刑法观遗留的立法理念错位、类型化不足等缺陷,也存在风险刑法观下立法模式合理性存疑。因此,必须立足于复调式的社会结构,对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理念、立法思维、立法模式等问题进行回应,同时划定其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立法扩张边界。     

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犯罪概念之比较

贯穿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三大法系国家“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概念结构，体现了刑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犯罪概念的不同立法模式，决定了不同国家犯罪概念内容的差异和犯罪圈大小的不同。犯罪概念的结构体现刑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应当一致；而犯罪概念内容则体现不同国情，可有适当差别。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立法犯罪化及其应对

以轻微犯罪为主的犯罪化趋势已成为我国近年来刑法修正的核心特征，不少学者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其是应对风险社会安全刑法观的表现，担忧过度强调安全有损刑法保障自由的价值目标。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阶段决定了刑法必须有效应对安全威胁，同时也应兼顾公民自由的保障，因此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刑法发展的指导思想，构建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与以往不同，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以安全威胁为核心，兼顾安全和自由，关注安全威胁间的联动性，注重效果可持续性。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等，要求采取以下措施：科学确定总则的处罚范围；注重安全威胁间的相关性；合理设置犯罪门槛下限；设计匹配的轻微刑罚制度。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过失情节犯”之称谓确立及立法探究——以刑法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视点

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对于我国刑法分则第398条、第432条和明文规定情节犯存在过失的现象,很多学者认为是立法的粗疏所致。并由此提出情节犯的主观罪过只包括故意。这种"过失情节犯"的立法具有合理性,是以重大法益为对象,基于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所做的功利选择。以刑法第398条所规定的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视点,探讨"过失情节犯"的立法问题,并在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下对"过失情节犯"的罪刑加以限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