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

律师从哪个诉讼阶段开始参与诉讼活动．进行刑事辩护，这是直接关系到及时、有效地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加以重视和解决。一、现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时间及其存在弊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ilo条第二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可以参加诉讼，但是由于法律对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以前的诉讼过程中能否参加诉讼规定不明确，就形成了目前我国律师只在法庭审理阶段，即人民法院确定开庭以后，经被告人委托或人民法院指定为辩护人后参加诉讼为被告人辩护。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     

刑事审判主体形象塑造问题初探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新的审判方式已在我国基本确立。在新刑事审判方式中,审判主体法官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具体执行者,负责主持、指挥、驾驭庭审活动,并"居中"裁判。刑事审判主体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庭审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因此,塑造公正、廉洁的刑事审判主体形象,是充分发挥庭审职能,适应新的刑事审判方式的客观要求。本文拟就刑事审判主体形象的基本要求、意义以及如何塑造等问题,作一探讨。一刑事审判主体形象的基本要求刑事审判主体的形象,是法官在刑事审判活动中,通过具体的审理、裁判等执法…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正当性基础与实务运作

大数据技术对提高刑事公诉办案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具有诉讼程序效率化,证据标准统一化,庭审审判实质化和定罪量刑精准化的正当性基础。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应遵循诉讼规律与法治原则,明确科技手段辅助性原则以及确保正当程序支撑的原则。在实务运作方面,刑事公诉工作应主要立足于审查起诉和庭审两个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要以构建审查起诉综合数据平台为依托,庭审阶段要以着力构建庭审指控一体化平台为保障,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刑事公诉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标准化建设,打造智慧公诉模式。     

刑事速裁程序之检视

经过两年的试点探索,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的重要性已为社会各界所公认,但试点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诉讼效率层面,速裁程序仍然存在办案沟通机制不健全、案件适用对象较窄、审前程序繁琐等问题.在庭审运行层面,速裁程序应加强对被告人认罪事实的审查,在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设定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能定位方面,亦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     

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

证据调查是刑事庭审程序的核心内容.审判中心主义、法律的形式理性、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理论是刑事庭审中设置证据调查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基于不同的诉讼理念,在证据调查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日本法、意大利法为代表的"混合式"诉讼构造在证据调查的设计上的确体现出"混合式"的特征.与此相比较,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存在很多问题,应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我国的证据调查予以重新构建.     

检察机关应当创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快捷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又称刑事证据交换,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的活动。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方式由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妨碍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刑事缺席审判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缺席审判在及时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缺席审判时被告人不在庭审现场,其权利很容易被忽视和侵犯。因此,我国在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时,应注重对缺席被告人庭审权利的保障。     

我国刑事审判新模式探析

我国刑事审判新模式探析刘聪＊刑事审判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各项诉讼原则、制度集中体现的重要阶段，所有审判以前的立案、侦查、起诉等诉讼活动都是审判活动的前奏曲，是为审判活动打基础的。正因为审判阶段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现代各...     

证人不出庭作证实证分析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很低,已成为当前刑事审判实践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严重影响庭审质量与法律的正义。其原因有法律规范之间的抵牾、实践异化,程序责任与救济的阙如。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的必然要求,是检验审判公正的试金石。     

庭审中心主义的理念阐释与实现路径

作为一种刑事司法理念,庭审中心主义来自于司法改革实践的提炼,需要在学理上加以系统阐释.庭审中心主义直面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杜绝庭审虚化、防范冤假错案、树立审判权威和推进司法改革.庭审规则体系的完善、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控辩平等对抗的落实、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有效衔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妥善设置、裁判文书说理应围绕庭审活动展开等是实现庭审中心主义的有效路径.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侦辩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程序问题研究——以768份裁判文书为例

根据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法院作出的76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职务犯罪案件委托律师辩护率高；留置期限整体较长、解除留置后逮捕率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适用率低；非法证据排除难；定案以言词证据为主，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成为此类案件典型的办案模式。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的问题。基于此，应当保障辩护律师介入的时间和诉讼权利；提高留置措施的适用标准；明确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标准和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调取、出示程序；庭审中应当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加强证据审核，建立证人、鉴定人和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     

Study on the Procedure of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in Handling Duty Crime Cases——A Case Study of 768 Judicial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768 judgment documents made by the cour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pervisory Commis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efense rate of the entrusted lawyer is high; the duration of detention is relatively long and the arrest rate after the removal of detention is high; the system of leniency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quick decision procedure are low;the illegal evidence is difficult to exclude; the conclusion of the case is based on verbal evidence, and the mutual “confirmation” of the evidence has become a typical mode of handling such cases. 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 time and litigation rights of defense lawyers to intervene; to improve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retention measures; to clarify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leniency system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in duty crime cases and the procedures of obtaining and presenting synchronous audio-visual materials;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words in court trial, to strengthen the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and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witnesses, appraisers and investigators to testify in court.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法庭教育应然模式之构想与展开——以“全程法庭教育”模式为样本

人民法院注重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司法行政机关教育职能的有机衔接,依托庭前准备程序的铺垫,从未成年被告人的个体生理和心理特点及庭前、庭中、判后各阶段不同的教育侧重点出发,精心设计教育情境,合理安排教育内容,发挥所有参与诉讼人员的教育合力,激发被告人的主体性,在审判程序的"全过程"实现对被告人多层次、"全方位"的感化教育,从而重塑其内心意识结构及法律道德观念的审理方式应当成为法庭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有益样本。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探讨

自新刑诉法颁布以来,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从原刑诉法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利的变化。然而在诸多辩护权利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以及大小一度成为了探讨热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直接影响辩护律师所发挥的辩护作用,也影响着控辩双方证据实力的强弱。     

法庭剥夺律师辩护人资格的理论反思

近年来,律师被法庭剥夺辩护人资格在我国刑事审判中时有发生。律师不被允许继续参与庭审,通常发生在律师被驱逐出庭、主动退庭、未按时出庭或被法院认为不具备辩护条件等情形中。为了维持法庭秩序、维护司法权威,应当承认法庭在特定情形下剥夺律师的辩护人资格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为了避免法庭权力被滥用,减少负面影响的“外溢”,也应当对法庭实施这一行为加以限制,包括高度重视当事人的意愿、从严限定法庭剥夺辩护人资格的事由、严格界定作出决定的主体并规范相应的程序机制。与此同时,还应系统性地加强对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重视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保护。     

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程序制度，对确保裁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意义重大。我国目前实行的两审终审制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已凸现出许多与现实不符的弊端。通过分析审级制度及文化背景，得出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重构建议，即以二审终审为原则，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为补充的多元化审级制度。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一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一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 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 进式改革径路。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律师侦查阶段的权利配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增加了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并对侦查阶段律师权利进行了扩充。随着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加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已成为趋势，按照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国际标准，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