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再犯与累犯关系浅探

特别再犯是我国刑法典分则规定的一项特殊制度,与累犯存在密切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处理特别再犯与累犯关系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存在一定的问题。原因是对单行刑法的性质掌握不准,解释技术不当,应重新予以构建。在进行特别再犯与累犯关系的再构建时,应当将特别再犯纳入刑法总则规定。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基于再犯危险的分析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应当贯穿于判决前、入矫后、解矫前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应严格按照＂首要标准＂的要求,每个阶段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危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判决前矫正期内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基础,评估的重点在于社区风险的防范;入矫后的再犯危险评估是根本,以消除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危险性人格,不断提升矫正效果为目的;解矫前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关键,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为目标。     

域外性犯罪人信息登记和公告制度的本土化思考

美国、韩国、英国及中国香港地区制定的性犯罪人信息登记、公告制度对预防儿童性侵案件的发生和性犯罪人的再犯具有良好效果。国内诸多学者建议在我国立法中也引入类似制度,以促进儿童保护立法和预防性犯罪人再犯。由于域外性犯罪人信息登记和公告制度在推行中存在缺乏科学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方法、对性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造成阻碍及与公民私权保护的矛盾等问题,尤其是由于国情、社会传统和立法背景等差异,在我国全面引入和推行性犯罪人信息登记、公告制度不太现实,但可在性犯罪人信息登记、刑事犯罪记录查核制度和性犯罪人再犯危险性评估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和建立。     

论我国刑法中的再犯制度

再犯包括一般再犯和特别再犯两种。本文对再犯的概念、构成要件、处罚原则及再犯与累犯、 惯犯的关系问题作了探讨,以期引起我国刑法学界对再犯制度的深入研究,并完善我国刑法中的再犯制度。     

刑法适用中的人身危险性及其评估

按照西方刑事社会学派的观点,刑罚的主要任务不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报应,而是以预防再犯和保卫社会为目的。近年来,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因素也开始引起我国刑法学者的关注。刑法适用中的人身危险性主要针对的是正在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科学评估进而有效解决定罪和量刑的问题,达到预防再犯罪的目的。在实践中,应当对人身危险性评估进行科学操作,并形成有效结论,以便于刑法中的准确适用。     

神经网络视角下的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评估

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结合企业信用评级方法与我国小微企业特征,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构建指标体系,采用AHP法确定指标权重,可以构建BP神经网络信用评级模型,辅助银行进行企业信贷风险评估。以创业板机械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的信用等级进行实证分析证明,BP神经网络模型具有很好的预测准确性。     

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之正当性分析

未成年人是否应当构成毒品再犯,在理论界、司法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毒品再犯是立法基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功利主义考量,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大处罚政策是我国刑法一贯的立场,在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上,其根本上反映的是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与毒品犯罪"严打"政策的适用冲突。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具有正当性,这不仅仅是基于刑法体系性分析的结果,更是刑法回归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刑法效益观引导下的现实主义考量。     

G2C服务伦理绩效评估的主体建构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

评估主体合理构建是确保G2C服务伦理绩效评估有效性的关键路径之一。选择评估主体必须充分考虑"主体构建"的生态逻辑,及其评估主体具体构成,做到既拥有科学性又具有合理性,既有效度又有信度,这也是构建G2C服务伦理绩效评估模式、建立G2C服务伦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     

毒品再犯问题再审视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毒品再犯的成立条件为:前罪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一,后罪包括所有的毒品犯罪;国外的判决也属于《刑法》第356条"被判过刑"的范畴;前后犯罪行为不需要时间上的限制;单位可以成为毒品再犯的犯罪主体。在毒品再犯和《刑法》第65条规定的累犯发生竞合时,应优先适用累犯条款;在毒品再犯与《刑法》第71条规定的发现新罪的数罪并罚发生竞合时,应当先对毒品再犯进行从重处罚,然后根据"先减后并"的并罚原则进行量刑,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违反"禁止双重评价"的规则。     

G2C服务伦理绩效评估的主体建构研究

评估主体合理构建是确保G2C服务伦理绩效评估有效性的关键路径之一.选择评估主体必须充分考虑“主体构建”的生态逻辑,及其评估主体具体构成,做到既拥有科学性又具有合理性,既有效度又有信度,这也是构建G2C服务伦理绩效评估模式、建立G2C服务伦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     

精细化治理背景下青少年再犯民众防控策略研究

"青少年再犯"是指以未成年初犯为基础,未满25周岁的一切重新违法犯罪群体。动态再犯性已成为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征表性特质,我国青少年再犯预防面临失效的风险。青少年再犯防控的工作重心应为广泛依赖微观社会具有强大基层活力的民众防控。精细化治理背景下,针对民众防控对象矫治失效、民众防控主体无法联动创新及民众防控策略缺乏操作性的现实困境,青少年再犯防控中应实现民众防控对象的靶向分类矫治,民众防控主体的线性联动,民众防控策略的立体建模。应以社区基层组织、学校企业单位、公共场所以及公安部门为基础确定四个防控着力点,以支点之间的线性联动形成三个主防控面,最终构筑"民力为主,公安为辅"的点线面结合的青少年再犯立体化民众防控体系。     

论再犯的刑事立法及其评价

一、再犯的含义 再犯是与初犯相对称的概念。初犯是指首次犯罪即被抓获而受到刑事制裁的情形。至于再犯,我国刑事法律未作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解释。就字面而言,再者,复也,再犯就是再次犯罪,重新犯罪,犯罪次数至少二次或二次以上。就再犯的范围而言,有狭义、广义、最广义三种,我国刑事法律中均有体现。 狭义的再犯是指因犯罪而受刑事制裁,在刑事制裁内容执行完毕后,再次实施犯罪     

我国毒品再犯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第356条在性质上是针对毒品犯罪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刑事政策,即一种法定的再犯制度.其构成条件可简单概括为犯过罪,判过刑,又犯罪.在毒品再犯和一般累犯发生竞合的情形下,应仅适用累犯的规定,不再用毒品再犯的规定再次加重处罚;在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情形下,应排除累犯的适用,仅依照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毒品再犯制度本身可从前罪范围、刑种条件、时间条件和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等四方面进行重构,使之符合其应有的立法定位.     

社区矫正人员再犯风险评估工具实证研究

在社区矫正力量有限、增长速度缓慢,社区矫正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背景下,准确鉴别出再犯风险高的罪犯加以重点控制,并根据高致罪因素进行个别化矫正是目前唯一可行、科学的策略。因此,制定科学有效的社区矫正人员再犯风险评估工具,将其应用于审前社会调查和罪犯监管矫正是一种当然选择。基于同期群比较研究研发的CIRAI系统经过实践部门两年实际应用,多次修订完成了社区服刑人员再犯风险评估评估表修订版(CIRAI-R),并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果。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模型初探

绩效评估是对政府职能以及政府执行力的考评。在我国早期的绩效评估模型中,分别进行过稳定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模型、发展型绩效评估模型的探索。传统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由于过分强调稳定和发展致使政府绩效评估长期具有片面性。在倡导公平公正的今天,包容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模型分别从评估指标、评估主体、评估方法和评估途径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我国公安专业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AH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

我国公安教育本科专业评估，是提高公安本科专业教学质量，进行校内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途径。文章沿着指标体系的设计、评估模型的构建、公安管理学专业的实证分析这一思路展开，旨在结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构建适合我国公安专业的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CIPP模型的广西警察院校法学课程评估体系研究

判断学校课程质量的高低,离不开课程评估和课程评价。以形成性评估理论的CIPP模型为理论基础,尝试构建广西警察院校法学课程的评估体系,以期丰富我国教育评估和课程评估的研究内容,也为形成性评估理论在我国课程评估应用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毒品“再犯”思考

累犯与再犯间的关系是包容关系,再犯可再细分为累犯与其他再犯。刑法第356条在性质上属于是特别再犯即毒品再犯,而非毒品累犯或一般再犯。毒品再犯面临着如下三方面的困境,即毒品再犯与总则累犯(一般累犯与特别累犯)规定的协调问题;毒品累犯与毒品再犯"制度竞合"情形下的双重从重问题;毒品再犯前后罪罪刑不均衡问题。     

我国低假释适用率的困境与出路——一个制度进路的分析

相对于"人的进路","制度的进路"更有利于分析我国低假释适用率困境形成的原因所在。在制度进路的分析下可知,造成我国低假释适用率困境多是因缺乏科学的再犯预测机制、缺乏假释犯释后的监督保护机制和我国减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假释适用的制约所致。鉴于此,提高假释适用率的制度化方案则应当从建立科学的再犯预测机制、健全假释犯释后监督保护机制和科学地运用减刑和假释制度三个方面进行。     

侦查情报分析中的结果偏差及其修正

侦查情报分析中的结果偏差会导致侦查人员以案件结果的好坏为依据来评估侦查情报分析过程的优劣。对此展开研究有助于强化对此类偏差的认知和防范,提升情报分析的准确性。通过对结果偏差的属性及其研究现状的考察,指出此类偏差的典型样态,如归因偏差、与程序正义背道而驰、严格责任的依据不足等,进而提出修正策略。认为加强对结果偏差的识别与了解、合理设置情报分析评估体系、构建决策评估模型等可有效削弱和降低此类偏差对情报分析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