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监听制度研究 ——以证据为视角

秘密监听作为一种涉及公民权利的高科技侦查手段,对侦查破案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刑 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加以规定.顺应证据立法的趋势,从证据法的角度对秘密监听加以研究,探讨秘密监听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总结出一些指导秘密监听证据适用的特殊证据规则,为秘密监听证据的适用提供法理依据,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课题.     

秘密监听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手段,在司法实务中被广泛地应用于侦破犯罪案件。然而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秘密监听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混乱,并与公民的隐私权相冲突。为此,需要探讨秘密监听的立法起源,结合证据学阐明秘密监听的证据效力,并针对秘密监听在立法、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对它的适用条件,程序机制及个人权利的保护提出可行性的构想。     

比例原则与监听刍议--兼论监听立法之完善

监听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已为侦查机关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之做出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迫切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比例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其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价值所在就是保障人权、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比例原则与监听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她可以作为设计监听立法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以此防止国家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论监听立法之完善——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监听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已为侦查机关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之作出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迫切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比例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其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价值所在就是保障人权、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比例原则与监听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它可以作为设计监听立法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以此防止国家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监听法综述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在监听立法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设立监听单行法;二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专节或专条确立监听法律制度。从其监听立法情况来看,普遍遵循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特定原则、书面许可原则。而且将适用范围、审批制度、监听期限、监听获取通讯内容的使用与管理等方面作为监听立法应具备的“骨干”内容。这对完善我国有关监听立法有重要意义。     

监听制度立法研究

监听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力度。监听既侵害公民基本权,又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基本权的实现。世界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对监听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这方面仍处于空白,亟待建立符合现代法治需要的监听制度。     

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制度

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系针对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做出的立法反应。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采取了＂分散型＂的立法模式,《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有组织犯罪法》、《通讯秘密及隐私保护》等法律对电话监听、函件扣押、卧底证人、污点证人等秘密侦查行为作了法律规制,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秘密侦查的于法无据问题。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带有明显的葡萄牙法制的痕迹,这表明澳门地区的法律本地化工作虽已启动经年,但要真正制定出符合澳门本土的法律制度,并逐渐摆脱葡萄牙的阴影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过,相对于秘密侦查立法至今仍然一片空白的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法律制度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秘密监听问题探析

随着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察手段,在侦破特殊疑难刑事案件中具有传统侦察手段不可比拟的作用.然而同法制健全国家相比,我国关于秘密监听的立法规定还比较粗略,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状况造成了应用中的混乱,并与公民的隐私权相冲突.要顺应世界人权保障的理念.追溯秘密监听的立法起源并在证据效力上对其准确定位,完善其适用条件和程序机制.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秘密通信自由下的通信监听

秘密通信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通信监听必须符合最小限度侵害原则。目前我国通信监听未纳入程序法,也没有专门的通信监听法对通信监听的实施做具体规定。必须以寻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的调和为指导思想,在借鉴国外有关通信监听的立法通则、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的监听制度进行完善,以有效防止通信监听被滥用。     

毒品犯罪的秘密侦查问题研究——毒品犯罪秘密侦查手段的立法完善探讨

当前严峻的毒品犯罪态势使一般侦查手段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然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涉及秘密侦查手段的应用程序问题,这也给秘密侦查手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混乱,秘密侦查手段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等特点导致了侦查机关在实施秘密侦查时不规范,秘密侦查手段的效率难以发挥.我国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适用范围、法定条件、执法依据、适用对象及司法救济方式等问题.     

技术侦查措施论

技术侦查措施在狭义上理解,指因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要而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法定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一些经过特别审批手续而秘密采取的侦查方法.较之常规侦查措施而言,技术侦查措施的性质表现在实施方式的秘密性、实施结果的较大侵权性、适用对象范围的特定性、选用次序方案的次位性、审查要求标准的严格性、保密要求的严格性等方面.鉴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这些特殊性质以及我国有关侦查手段立法的空白状况,通过完善立法以规制技术侦查措施的任务已十分迫切.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评析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理想模式是采取法典形式,这样才能将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内容与立法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促进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民法草案第九编的立法工作,有利于我们认识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模式、内容与结构上的不足,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从现实迈向理想的必然步骤.     

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新探

尽管秘密侦查在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具有隐蔽性、易侵权性、当事人救济的困难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使我国的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种高水准的平衡,就必须实现秘密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秘密侦查立法和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刑事立法来规范秘密侦查行为,将其早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加强保密立法巩固改革成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保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加强保密工作领域内的立法,深入剖析泄密的原因,探索保密工作的新思路,是切实保障改革成果的必由之路。     

秘密侦查法治化新探

秘密侦查是我国侦查实践中一种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制度上的缺陷,始终没有赋予这种手段以公正、合理的地位。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秘密侦查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的秘密侦查法治化对策。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 ,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 ,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范围、对象、时间期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问题。     

“局部代孕”之法律禁止初探

我国目前禁止代孕的规定只停留在政府部门规章层面，实际作用有限。面对日益频繁的非法买卖卵子、出租子宫代孕等公开或地下交易活动，亟待通过立法从源头上进行遏制。文章以“局部代孕”的法律监控为视角，从分析代孕活动现状和“局部代孕”基本特征与性质等问题入手，简要分析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并对我国代孕问题的立法现状和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提出运用法律规制势在必行，立法应当禁止“局部代孕”的主张，并论证了所提主张的法理依据，最终提出了规制“局部代孕”的立法建议。     

试述中国传统的立法模糊性特点

模糊性是中国传统立法的一大特点。作为一把双刃剑,中国传统立法的模糊性在历史上表现出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中国现代立法实践中,必须通过合理的措施尽量避免传统立法模糊性弊端的发生,维护法律的权威。     

论商业秘密概念的科学界定

商业秘密概念的科学界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有立法对商业秘密的范围的界定与Trips协议还存在差距,这不利于保护商业秘密持有人的权利,因此,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的立法中,应拓宽现有的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在界定商业秘密立法的概念时采用合理的立法模式。     

WTO对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影响

重构中国的外商投资立法体系已成共识，中国加入WTO是其有利的外部因素。WTO协定中TRIMS协议和GATS协议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规定了国际投资问题，特别是其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对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