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刍议民族民间法

实施西部大开发、亟待法律保障.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法律供给不足法律资源相对贫乏等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充分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法律资源,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本文将从民族民间法的存在谈起,对其存在的依据,表现形式,执行制度,价值意义等方面作一些粗浅的阐述,以期抛砖引玉.     

从冲突到融合——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法律二元格局

笔者首先从法规范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法律二元格局存在的现实性,这是本研究的前置性问题;其次,笔者论述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应对这一冲突的所采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国家统一法的变通和法律规避;最后,基于前述研究,笔者以为,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法律冲突,国家法与民族法的妥协与合作不失为处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冲突之良策.     

西部民族文化安全与法律调整的动因

随着西部开发的深入,西部各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西部民族文化的安全形势却令人担忧,诸如传统因素的消失、文化生态环境恶化及文化资源流失严重等问题,这对于法律的调整与法制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将从法律调整的时间原因、空间原因和主体原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此阐明西部文化安全的法律调整的重要性。     

文化、信仰和理性: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三个基点

生长在国家制定法边缘的民族环境习惯法是我国民间习惯法文化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现实表达。消弭国家制定法与民族环境习惯法之间的紧张和挤压关系,使民族环境习惯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获得重生,是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重塑法律信仰精神和重归法律对价值理性关切的共同追求。     

西部民族文化安全与法律调整的动因

随着西部开发的深入,西部各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西部民族文化的开发与保护的矛盾问题却令人担忧,诸如传统元素的消失、文化生态环境恶化及文化资源流失严重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立法,用法律的手段进行有效地保护。本文将从法律调整的时间原因、空间原因和主体原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此阐明西部文化安全法律调整的重要性。     

文化软实力与西部民族文化生态建设

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开发是关系到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提升我国和西部文化软实力,事关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西部民族文化生态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族团结、文化创新都有着密切关系。加强西部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文化建设,树立文化新思维,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要高度重视西部民族文化生态实施的开发与保护,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下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扬善弃恶、追求正义,守法懂礼、诚实守信,尊老爱幼、互助互爱,遵守公约、爱护环境等法治资源,能够为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提供丰富的滋养。应在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民族地区高校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师资培训、校园文化建设、家风教育以及社会法治宣传教育中,引导大学生自觉树立和践行法治理念,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持续培育和提升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为民族地区和谐稳定与法治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思想保障。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边疆或边远的山区、高原等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相对滞后,这些因素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些地区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若要推进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大力改善这些地区的经济、教育、民生状况,同时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     

儒学与21世纪中国法治

儒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法文化是在中国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已成了民族的法文化。在21世纪中国迈向法治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中的许多观点并没有过时，我们将其与现代法治原则进行创造性的对接，就可能形成在一国两制格局下中国四地区不同法域都愿接受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法律文化。     

法律多元视域下少数民族习惯法功能之再思考

在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习惯法曾对少数民族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发挥了重要功能。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制定法在民族地区呈现出强势渗透的态势,但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地区"法治"的背景文化,直接影响着国家制定法在民族地区的适用效果。因此,在现阶段下,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法律多元"并有效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功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带一路”视阈下少数民族地区法学教育问题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存在教育资源匮乏且发展不平衡、教学水平低、信息不对称与动力不足等问题,对“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如法律人才供给不足,不利于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调适以及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等. “一带一路”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应当具有自身的定位与特色,在确定发展方向与特色的基础上,提出具备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力促少数民族地区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培养高素质、能力强的法律人才,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同发展.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特殊性研究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地域、宗教信仰等等的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决定了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特殊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管窥民间艺术的审美创造——西部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探微

西部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历经风雨沧桑,形成了富有中国气派、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以及审美主体内心炽热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征初探

公法文化是私法文化的对称 ,这种区分是基于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内容及运行机制不同作出的。公法以刑法为典型 ,私法以民法为代表 ;公法文化是主要体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刑法化的法律文化 ,具有鲜明的国家化色彩 ,私法文化是重点突出个人化利益的民法化法律文化呈现出浓郁的个人化特质。从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 ,不难看出 ,由于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习尚和专制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 ,绵延几千年所形成的完备的刑法、发达的官制法和民法的不独立及其被刑法化 ,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的公法特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公法文化     

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现象的关联考察——兼论我国法的本土化问题

法律移植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但是各民族国家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使得法律文化的交往产生了一定的困难,所以移植法律必须与本国的传统结合起来,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协调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会使得固有文化得以传承,又能开启未来,与世界接轨.中国法制自中华法系破产后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至现在仍不免"幼稚",因此移植自不能避免.然而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移植,又必须充分考虑本土化的问题,即使在诸多领域法律日益趋同化的今天,本土化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     

公安户籍管理的法律原点

户籍管理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行政管理制度,是国家行下管理的基础,根本职能是从法律意义上确定公民的身份信息。姓名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有文化属性,它是一个国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与积淀,是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识别公民的身份。基因和基因身份证在个体识别方面有其优越性和科学性,但不具有法律属性。公民的身份号码是公民身份法定化的根本标志,具有唯一性,确定性和法律属性,是理解户籍管理的法律坐标原点,能够真正实现对公民身份进行法律识别和确认。     

西部法律文化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本文立足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 ,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法律文化主体进行了剖析 ,总结了西部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并对西部法律文化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提出了对西部法律文化的研究要遵循逻辑实证研究与经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