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官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司法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监禁刑执行的主管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领导和管理社区矫正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是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广泛动员其他社会资源参与社区矫正,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又解决了社区矫正地域相对分散、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中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

中国基于刑罚谦抑的司法理念于2003年隆重推出社区矫正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社区矫正还处于试点阶段,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依托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旨在与联合国少年刑事司法准则接轨,取得了一定的矫正效果,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亮点.     

关于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探索

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国家教育刑事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大体现,是贯彻刑罚经济原则的具体表现,是监禁刑罚执行的替代措施。社区矫正对我国现有的刑罚理论以及现实中的刑罚运作制度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只有建立完善的有关社区矫正方面的法律法规,社区矫正才能走向法治化的健康发展之路,真正发挥其作用。     

刑罚执行的理性跨越——恢复性司法理念与我国社区矫正结合之路

现行刑事司法控制犯罪无能为力的现状促使人们把目光投向恢复性司法,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借鉴了恢复性司法理念对社区矫正的决定和执行制度上做出了很多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重视社区、重视特殊预防、坚持以人为本等特性决定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社区矫正的可能性。恢复性司法关注被害人、社会和谐的重构及多元主体参与协商沟通,而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仍然是围绕着罪犯矫正。在我国的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应当完善措施,更加注重被害人、社区和罪犯合法权益的维护,尤其是流动矫正对象的权益的维护和发展。     

社区调解、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法律制度的重构

作者通过对社区调解以及其他恢复性司法程序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认为应将恢复性司法从刑事司法制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制度,并最大限度地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冲突;恢复性司法应使用当事双方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程序模式;当恢复性司法未能解决冲突时,应使用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作为后盾进而解决冲突。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研究

赋予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权,对社区矫正开展执行监督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应针对当前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完善配套工作机制等方式加大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力度。     

中外社区矫正制度的比较研究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一种刑事司法处遇方式,在改善矫正效果、缓解社会矛盾、减轻矫正费用和提高罪犯社会回归率方面能够发挥独有的作用.国外的社区矫正制度发展较为完善,有许多我们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而加强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对改善我国司法环境、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应当确立并逐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机制.     

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档案封存制度等，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新刑诉法实施后，立足于解决检察实际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初步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的探讨

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与推进所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的刑事执法性质模糊、专业化程度较低、＂双主体多层次＂的体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分配制度不利于调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等问题。建议在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单一的、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适当减少行政层次,同时建立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微罪不诉与社区矫正的多元冲突与关系厘定

微罪不诉作为刑事程序的终结措施,致使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归于消灭。基于司法机制现实运行的视角考虑,微罪不诉能否纳入社区矫正值得深入探讨。从整体上来看,由于微罪不诉不符合社区矫正的性质认定,难以契合社区矫正的概念界定,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相抵牾,不符合社区矫正的实体限定,在程序安排上二者难以协调一致,因此微罪不诉不应纳入社区矫正的体系之下。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中的宽严相济

我国刑法的金融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缺陷,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遏制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需要,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金融犯罪刑罚结构重新设计:一方面应当严密金融犯罪的刑事法网,严格金融犯罪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基于对刑罚权可能被滥用的警惕,设计相应的刑罚排除机制,进行适度的限制与节制,以实现刑罚的宽缓。     

犯罪统计:刑事政策定量研究的基础——兼评美国两大犯罪统计模式

犯罪学的发展催生了犯罪统计研究,犯罪统计的研究成果也为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在美国,以UCR和NCVS为代表的两种犯罪统计模式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为学者、政府警务部门执法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犯罪情况报告。由于犯罪统计数据的缺乏,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偏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研究,借鉴美国的两种犯罪统计模式经验,建立本土化的全国犯罪统计,注重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是使刑事政策最终走向科学化的重要基础。     

美国对女性卖淫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对女性卖淫犯罪人一般定轻罪或微罪，并且多数采取社区矫正制度，包括常规社区矫正和居住式社区矫正，其中居住式社区矫正机构与民间组织合作开展了很多针对卖淫女性的矫正项目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将卖淫行为有限犯罪化，在刑法中建立轻罪序列，并对其适用社区矫正。     

问题之维——《中国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代序

2003年开始试点的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重要改革,它反映了我国对犯罪及其刑罚的认识,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变化和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体现。作为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应当改变单一追求控制和惩罚的观念,以为社区服刑人员服务,帮助他们重返社会,成为守法公民,不再重新犯罪,过普通公民正常完全的社会生活为目标。     

纽约市犯罪率下降的相关因素及思考

目前纽约市的犯罪率稳中有降,社会秩序良好,公民的安全指数增加,其犯罪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其主要的经验是:犯罪控制研究机构的多样性;高度重视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惩治犯罪与扩大社区矫正的密切结合;注重司法、执法与社区建设的密切结合;严密法网,强化道德;加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治理;控制文化的正面影响。这些措施都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论对金融、经济犯罪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对犯罪适用刑法的中心问题 ,是定罪量刑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定罪量刑的科学成分量 ,即“含科量” ,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大关键。犯罪构成理论是关系定罪量刑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愈科学 ,就愈利于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本文从研究金融、经济犯罪的形态特征和规律性出发 ,论证了传统的苏中式犯罪构成理论不利于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的“含科量” ;要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应当适用龙式和前置式的新的犯罪构成理论。     

中国模式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

目前三位一体的防治体系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制约导致在发挥作用时形同虚设。用社区矫正的方式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具有积极意义。国外一些国家在社区矫正方面已各形成一套独特的矫正模式。创设中国模式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要贯彻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原则,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具体制度和各部门密切配合的社区矫正系统,并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商榷

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2005年12月至2011年5月间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发现重刑化的实体法与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共同构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刑事政策重刑化使我国刑罚体系水涨船高；在此情境下，程序设计的严谨不过是出于对严罚的合理化，而社区矫正等微罪转介措施则促使更广泛入罪化。其解决方法是：重新提倡刑法谦抑；对首重严刑的民意进行理性审视；以及推行恢复性司法，通过沟通实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