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刑事政策的提倡与刑罚结构维新

刑事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目标是通过正确指导规范创设和刑罚裁量以满足社会遏制犯罪的需要。不同国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法文化背景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国内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的变化所确立的刑事政策就可能迥然相异。而刑事政策的选择与刑罚结构的构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谐社会语境下,怀柔的刑事政策应当成为犯罪防控的主要战略。与此相应,刑罚结构也应当有以下一些实质性的调整:彻底废止死刑、社区矫正取代拘役和管制两种短期自由刑、废止没收财产刑并将罚金刑提升为主刑、扩展资格刑的内容。     

环境犯罪刑事制裁的方式与选择——以刑罚轻缓化为分析视角

考察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可以发现适用最普遍的当属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判处环境犯罪被告人有期徒刑存在重刑化倾向,判处其罚金刑也因为刑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比例或倍数,加之在司法适用中判处数额较低,从而难以对环境犯罪被告人起到威慑效果。在对环境犯罪刑事处罚趋于轻缓化论证后,应当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罚轻缓化理念,完善现有的刑罚措施,包括限制自由刑的适应范围、明确罚金刑的具体适用方式等,并增设新的资格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从而科学地选择环境犯罪刑事制裁方式,理性建构环境犯罪刑罚新体系。     

略论刑法中的复权制度

复权制度是一种专属于资格刑的刑罚消灭制度。其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化形态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由于在关注受刑人更生保障以及再社会化等方面所起的卓越作用,先后为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所确认。该制度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国刑法应当引入复权制度,以充分发挥资格刑在刑事政策上的功效并完善相关的刑事立法。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之夸大、资格刑功能之错位、罚金刑地位之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短期自由刑改革

本文在探索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厚历史渊源中寻求其近现代新内涵,并以之为视角,通过对其蕴涵的效益价值分析,来审视我国目前短期自由刑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弊端。笔者认为在保留短期自由刑的前提下,对其弊端可从立法、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完善资格刑与短期自由刑裁量制度等方面来替代和完善。     

论和谐社会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逐渐深入,作为国家基本政策之一的刑事政策,理应遵循“和谐”目标的要求进行相应地调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天然的契合,其逻辑内涵为：犯罪网结构应追求“严疏有致”,刑罚量设置力求“轻重适当”。唯有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刑事保障。     

略论我国历史上的资格刑

略论我国历史上的资格刑吴平资格刑，是以剥夺受刑人享有某种权利的资格为其内容的刑罚。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即为资格刑。在中国刑罚史上，资格刑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尚未对我国历史上资格刑予以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我国历史上的资格刑（不...     

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的重构

以“依法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为指导,我国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取向上采取了重刑主义,但是“厉而不严”的刑罚体系以其超量的刑罚投入却无法达到预定的理想效果,昭示出了现行刑罚体系的无能为力。应采取民事、行政、刑事制裁相协调,编织一张严密的法网,废除死刑,慎用自由刑,扩大经济刑的适用,完善罚金刑的执行方式,增设限禁或剥夺业务活动的资格刑等方式,重构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     

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的重构

以“依法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为指导，我国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取向上采取了重刑主义，但是“厉而不严”的刑罚体系以其超量的刑罚投入却无法达到预定的理想效果，昭示出了现行刑罚体系的无能为力。应采取民事、行政、刑事制裁相协调，编织一张严密的法网，废除死刑，慎用自由刑，扩大经济刑的适用，完善罚金刑的执行方式，增设限禁或剥夺业务活动的资格刑等方式，重构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     

对我国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

完善我国现行资格刑制度首先在立法观念上应弱化其政治色彩,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其次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实行资格刑分立制并明确各资格刑的适用条件。     

论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事政策是刑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我国适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此适应,刑罚结构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刑罚结构主要存在刑罚种类过少、刑种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和比例不合理这两大问题,应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以促进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及实践要求——学习十七大报告体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同时还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目标与过程的统一。科学界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既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问题,又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问题。它要求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必须革新执法理念,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必须公正执法,合理运用行政和刑罚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既依法打击犯罪,又确保不侵犯人权。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文章细致解读了“宽严相济”的丰富内涵,阐释了其政策思想对古代的借鉴和对当代的继承与发展,论述了这一政策的现实意义,诸如正视犯罪原因与规律的理性回应,对刑罚功能的正确定位与运用,社会和谐理念指导下的政策调整等,从“宽”、“严”两个方面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上,提出了政策调整和适用的诸多措施。     

“刑期于无刑”思想的社会价值

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的政策,而儒家主张“以德去刑”的政策。“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的经验。     

问题之维——《中国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代序

2003年开始试点的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重要改革,它反映了我国对犯罪及其刑罚的认识,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变化和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体现。作为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应当改变单一追求控制和惩罚的观念,以为社区服刑人员服务,帮助他们重返社会,成为守法公民,不再重新犯罪,过普通公民正常完全的社会生活为目标。     

我国刑法实施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刑法的实施,在刑法理念更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保障人权、宽严相济和尊重国际化趋势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总的来说,刑法实施六十余年来,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稳定、人民安全.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总体稳定,但是仍处于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这给我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冲击,也让刑法的实施面临了不小的挑战.展望刑法未来的实施,我们要继续坚持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进刑事司法改革、促进刑事司法的国际合作.唯有如此,我国刑法的实施才能朝着更为科学、文明、人道、公正的方向发展.     

权利恢复理论“度”的考量：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的分析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基于对犯罪的科学认识，是充分认识到刑法的功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政治理念的呼应，这三方面都与权利恢复制度具有相通之处。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对我国具体适用权利恢复制度进行“度”的考量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其在侦查办案中的实现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一脉相承而又有所突破。做出这样一种选择有其内在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可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主题下,对"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坚持和发展。     

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社区矫正制度是与监狱内矫正制度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模式,是刑罚人道化和罪犯再社会化理论的制度结晶。兼顾社会的安全利益和罪犯的人权利益平衡,是国际上罪犯矫正的潮流,也是我国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研究社区矫正理论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嫁接,社区矫正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定义的厘定,以及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的科学选择,都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