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字公司案看美国法院关于“直接影响”的认定

美国法院对发生在美国领域外的外国国家的行为行使管辖权较为谨慎，表现为对“直接影响”的解释较为严格。就具体认定标准来说，它要求影响必须是直接的，没有其他介入因素；还要求影响必须“在美国”，常常表现为原告具有美国国籍，或合同履行地在美国。因此，中国政府或国有企业如在美国被诉应积极应对，综合利用该规则及外交途径等主权豁免，同时注意在合同谈判阶段就利用“直接影响”的条件规避在美国法院被诉的风险。     

论我国证人作证豁免规则及其设置

证人作证豁免规则是证人作证义务原则的重要制度保障.对比分析德、日、美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的该项规则,对于设置我国的证人作证豁免规则会起到良好借鉴作用,在我国实现证人作证豁免规则需制定符合其精神的基本内容和必要的程序保障,并应符合我国证据法的立法体例和具体国情.     

互联网经济下特殊产品经销协议的集体豁免规则

集体豁免制度可以平衡经济政策与竞争政策、公平执法与效率执法之间冲突,对反垄断执法机关处理特殊产品经销协议类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我国特殊产品经销协议集体豁免规则的过程中,必须在借鉴吸收欧盟集体豁免规则和美国经销协议类案件判决规则的同时,将互联网经济可能带来的新的竞争问题纳入规则考虑范围,准确界定集体豁免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确保规则应有效用的发挥。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中国之应对

近些年来,针对国家及其财产的诉讼案件时有发生,而相关国家则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管辖豁免理论与之周旋。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限制豁免论已经成为豁免理论的主流,绝对豁免理论的应用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约束,而且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批准,我国以及一些对《公约》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必然转变态度,进而接受并批准该《公约》,这是历史的必然。本丈着重从理论、国家管理、立法、司法、高等教育、企业和实务七个方面对我国如何应对该“公约》进行了阐述,指出在这些领域,我国应当如何具体操作,使我国国家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帚下最大化。     

浅谈国家元首的豁免权

在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皮诺切特案”，涉及到诸如前国家元首的主权豁免、外交豁免、国家行为理论以及国际罪行等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尤其冲击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本文借助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从论证国家元首的职务行为出发，提出了国家元首的行为享有豁免权应满足的条件。     

论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的关系

国际法上的豁免制度有三种,即国家豁免、外交豁免和国际组织豁免。可以将国家豁免和外交豁免视为主权豁免的两种不同形式。在一些司法实践和学者论述中,经常将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混为一谈。将外交豁免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职员,或者将国家豁免的概念移用于国际组织,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发展历史与成熟程度、理论依据、豁免的性质和目的等诸多方面。国际组织的实践和有关司法判例也越来越多地支持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相区分的观点。正确认识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的关系,有助于国际组织豁免制度的完善和相关法律编纂工作的重新开展。     

浅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有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两种主要理论。我国司法实践赞同绝对豁免主义,然而,从当前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实践上看,限制豁免理论呈上升趋势,且从我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我国应当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采取行为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标准,确定是否给予国家行为法律规定的豁免。但这方面的立法尚待完善。     

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管辖豁免规则的新发展

个人刑事责任的管辖豁免是由习惯国际法形成的一个古老的规则,也是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这一规则,个人代表国家实施的行为,包括代表国家发动的战争行为和危害人类的行为不受国际和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强调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传统国际法中的管辖豁免规则必然受到冲击而发生新的改变,任何人犯有严重国际罪行都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提出对于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民商新秩序要求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国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享有豁免权,则不利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关于国家豁免的范围,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的分歧。绝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背道而驰,相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相契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在全球性国际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标志着限制豁免说彻底战胜了绝对豁免说,是国际民商新秩序构建进程中的里程碑。     

美国侵权法中父母侵权豁免制度变迁之探讨——兼对我国相关规则设计的思考

美国侵权法中的父母侵权豁免原则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之后，近年来呈现出一种衰落的趋势。从对该原则的起源、理论基础以及应用现状等方面的分析来看，对于我国相关规则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如在立法中不宜采纳父母侵权豁免原则，未成年人应当就其所遭受的父母侵权享有诉权但应当附有范围、类型和程度方面的限制，父母的惩戒权应当予以肯定，禁止父母采用的惩戒方式应当予以明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