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思考

植物新品种制度的设计体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这种特征。植物新品种保护如何在育种者、二次开发者、农民等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和利益分享 ,有专利保护和专门保护两种制度选择。从立法的角度来看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既要遵循国际惯例和相关国际公约的规范 ,又必须结合国情 ,扬长避短。     

转基因技术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之影响及对我国立法模式之启示

在知识产权领域,转基因技术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上引发诸多争论。转基因技术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带来了法律上的利益分配争议。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模式,无论是专利法保护、特别法保护,抑或是两者并存的“双轨制”保护,都要取决于相关政策因素及利弊影响的权衡和取舍。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特别法更有利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     

我国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策分析

植物新品种的培育、推广和应用是我国科技兴农政策的重要途径。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质就是要保护育种者的权利。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与我国农林业发展的要求并不相称。因此,应结合我国农林业发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际,适时采取提高立法层次、下放行政权力、扩大保护目录、降低保护门槛、建立补偿激励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制。     

世界遗产保护地方专项立法情况研究

世遗保护,立法当先——世界遗产的保护上,世界遗产所在国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保护法的制定上。中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除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普遍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合法律和政策)外,还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29个专门保护辖区内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单行条例以及特别行政区法令——世遗立法,地方领先;地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专项立法规模初具,但法规体系尚不健全仍是一大缺憾——世遗立法,任重道远。     

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法律问题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生物技术产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朝阳产业,在技术研究成果不断发展的同时,对规范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特别是在各国生物技术发展水平极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国际间有关生物技术保护规范的形成和统一成为国际法研究的新热点。其中关于植物新品种之保护,基于事实及政策面之特殊考量,在保护方式及强度上具有特殊性,因此在各国立法上有单独立法予以保护之趋势,文章旨在比较各国相应制度,并分析国际上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及趋势。     

中外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之比较与启示

确保植物新品种的不断推出是加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措施之一.植物新品种有别于一般知识产权的客体,需要进行特殊的立法予以保护.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多轨制保护模式及专门法保护模式两种不同的模式,各国在品种权及其限制的具体内容上也各有相异之处,我国亦具有自己的特点,完善现有法律制度,以更好地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服务.     

秦岭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对策研究

当前,秦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价值及保护需求尚未受到有效关注与实现,尤其是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实施绩效欠佳。秦岭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显示出整体性保护立法缺失,执法部门各自为政,地区间保护工作缺乏联动机制,公众参与原则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国家和相关地方应制定秦岭整体性保护立法,在立法中明确整体性保护原则,整合执法力量,进而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及落实公众参与原则等方式,保障秦岭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创新发展,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问题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沿黄区域地方立法不够完善、执法冲突协调机制有所欠缺、司法协作联动机制略显匮乏、社会整体法治氛围尚未形成等法治困境,为此,应从健全地方立法、推进统一执法、完善协作司法、加强黄河普法几个方面发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     

我国中小企业保护立法模式之我见

本文围绕我国中小企业保护立法模式提出了个人观　点．文章认为，我国中小企业保护立法的目标模式应兼顾效率与权利保障；法体模式应制定统一的中小企业保护法典：制度模式应吸收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保护法律制度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刑讯逼供犯罪规律分析及其防治

刑讯逼供的存在,不仅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作为法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它之所以存在,实质在于“口供”的独有“魅力”,而原因和危害却是多方面的。由于其主体的特定性、行业的特殊性和原因的复杂性,对其进行规制的困难也相对较大。如何有效地遏制和减少刑讯逼供的出现,实现法律本身对正义及价值的追求,理应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刻反思了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现实的危害,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防范刑讯逼供的规制对策及救济方略,对于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依法治训与以德治训的关系

一、依法治训是以德治训的理论铺垫依法治训是指在公安工作法制化、制度化的基础上,通过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制度建设,使民警在职培训工作按照队伍建设和执法现实要求全面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明确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时。也要认识到德治建设的重要性,以达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目标。     

论以德行政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自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将以德治国作为一个重要原则确定下来,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在我国便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毫无疑问,以德治国作为一个普遍命题,必然强烈制约法治的分支范畴.行政法治、依法行政向来被认为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因此,以德治国表现在行政法治中就是以德行政.进而引申出了以德行政和依法行政的关系.可以说,此二概念共同构成了行政法治.学界关于依法行政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关于以德行政与依法行政关系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内涵、依法行政对行政权运行中德性的疏漏、以德行政对依法行政哲理前提的补充和以德行政对依法行政规制规则的制约四个方面系统探讨了以德行政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在调整中发展 在创新中提高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一个企业,如果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则必须依靠不断的创新,本文通过对比旧的传统商品经营方式和新的资本运营方式的特点,论述了经营理念创新的积极作用.     

由李庄案引发的法治思考

我国的法治状况在重庆打黑的背景中得到明显的表现,在李庄案中得到聚焦.行政、司法和社会监督等各种力量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其间表现出的行政力量的威慑、司法过程的迅速以及舆论监督的特征表明我们的法治追求任重而道远.     

论体内异质授精子女的身份确认

在传统自然生殖下,法律根据自然联结机制很容易把握亲子身份和亲子关系,然而人工生殖这种不通过男女自然两性结合而产生后代的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对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子观念和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异质授精情况下,由于使用的是第三人的精子,该类人工生殖子女身份的认定更加复杂。为了避免因采用特殊规则形成AID子女为特殊子女的不当认识,立法上应力求采用与自然生殖同样的父母认定标准确定人工授精子女的亲子关系,即依据出生事实确定谁是母亲,根据婚生推定及否认制度确定谁是父亲,丈夫的术前同意限制其对子女的婚生否认权的行使。     

从“亲亲相隐”到亲属拒证权

亲属拒证权无论在我国历史抑或外国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人权的保护,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乃至于对一国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现行亲属拒证权制度具有合理性,但是应该在拒证的范围、主体和形式等方面加以变动和限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法律体系的运行。     

农业:诱导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安排

我国 2 0多年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是典型的渐进式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这种变革难免产生外部性、“搭便车”及制度供给滞后等问题 ,因而必须及时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来矫正诱导性制度供给的缺陷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探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也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 ,并给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影响的行为 ,研究这个问题是当前反腐斗争的需要 ,也是加强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