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理由和路径

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是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带着尊严、快乐地死去,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种必然趋势。笔者认为,有的学者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角度分析得出“安乐死具有合法性,其合法化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学者试图用大陆法系的“违法阻却事由和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决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进而找到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笔者提出:从我国刑法学的角度看安乐死,并不具有合法性,但这并不妨碍安乐死的合法化,同时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两条途经。     

现代社会中通奸行为的“非罪化”

古今中外的刑法史上,通奸通常被规定为犯罪,并且课以严厉的刑罚。但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刑法在加强打击法定犯的同时,逐渐退出公民个人的私生活空间,让位于其他法律和道德规范。刑法的“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正是现代法治的要求,由此就不难理解现代社会中通奸行为的“非罪化”。     

安乐死的刑事理性问题

在争取安乐死权利运动的推动下,安乐死逐渐获得社会与法律的宽容与认可,并且逐渐获得其相应的法律地位。安乐死有其正当性,但当前尚不具备合法化的现实条件。在此情况下,可以基于刑事理性的科学论证,提出事实上的非犯罪化观点及具体措施。     

对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安乐死的行为 ,是由于绝症患者面临死亡在极度痛苦中挣扎而要求实施安乐死的行为 ,为患者解除痛苦 ,也是对患者要求死亡的尊重。我国现行的法律虽未对安乐死做出认可 ,但也没明文禁止。为了替寻求安详尊严的离世者打开大门 ,给实施者以法律保障 ,又不使个别心术不正的人钻空子 ,就需以法律为依据。这样做不仅可以消除实施安乐死的消极因素 ,而且符合客观发展规律 ,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自杀与安乐死之辨

自然人的自杀行为是其放弃生命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尽管自杀既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但人的生命是高贵而神圣的，不能轻易放弃，因而始终受到人类社会的普遍谴责。尽管安乐死与自杀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性质迥异的天壤之别，安乐死不是自杀。安乐死的合法化不会导致对安乐死的随意放任。自杀不属于安乐死，任何以“安乐死”名义的自杀也不会获得法律的支持。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并没有、也不会改变现代社会对自杀的态度，更不是对自杀的认可。     

安乐死合法化的医学伦理基础

安乐死合法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安乐死涉及到法学、哲学、社会学、医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需要进行足够的论证和分析。本文从传统“注重生命神圣、忽略患者尊严和健康价值，以医学父权主义为中心”的医学伦理向现代的等值“重视患者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及指导合作、相互参与的医患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寻求支撑安乐死合法化的基础。     

安乐死立法问题再考量

完善的医疗制度是安乐死立法的基本前提，我国不具备这样的立法条件。医生和病人（安乐死主体）之间的充分沟通是安乐死立法得以存在的条件，我国目前的医疗状况远远不能达到。普遍的社会信任感是安乐死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我国在这方面还需提高。信赖医生是安乐死得以实施的保障，我国目前的普遍状况是对医生不够信任。笔者认为，安乐死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与医疗制度关系最为密切。从价值判断看，安乐死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在中国目前的医疗条件和社会环境之下，尚不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安乐死类型之辩

本文探讨了安乐死的特征及其法律概念,并以法律意义的“安乐死”为前提对安乐死类型进行了分析与研讨。认为广义安乐死不能成为安乐死,狭义安乐死才是我们当下讨论的范畴;安乐死只能仅仅为自愿安乐死,所谓的“非自愿安乐死”不应该被列入安乐死的范畴：安乐死不仅指主动安乐死,也应该包括被动安乐死;A型安乐死不应当是安乐死行为。文章建议另行构建“安息死”等机制来处理植物人等问题。     

从生命伦理学原则的视角谈我国安乐死的合理性

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对这个话题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安乐死究竟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我们能不能接受它,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然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在法律上确认了安乐死的合法性后,又一次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文中将从生命伦理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出发,论证安乐死的合理性。     

论医师的说明义务--以"充分说明后同意"法理为基础

医师在医疗行为时负有说明义务，在“充分说明后同意”法理基础上对说明义务研究，考虑医事父权与病人自主权、医师说明义务与患者同意(承诺)、医师自由裁量权与病人自主权等影响因素，从而得出说明义务的类型、内容、判断标准以及违反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