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探微

“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的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在西汉武帝时期形成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董仲舒对这一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该思想以先秦诸子百家的“仁、礼、德”的并重儒家学说为基础 ,通过“引经决狱”、“引经解律”的方式把儒家思想引入司法实践 ;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孕含着“天罚天讨”的神权法思想、“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阳尊阴卑”的阴阳五行说及“专任刑罚”的法家思想等。文章分析了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中所包含的上述思想、学说 ,从而对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有一个准确把握。     

试论程朱理学对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最完备、最精细阶段,其对宋及以后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中国法律思想史来看,程朱理学循序渐进地渗透到正统法律思想中,最终受到历代官方推崇。本文试图梳理程朱理学中的礼法问题,探讨程朱理学对基本法哲学问题的解决,并以宋代正统法律思想的转型为结合点,以法律文化所依据的复杂社会背景来解析程朱理学与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珠联璧合的必然性,以正确的思维方式汲取古代法律文化的精华。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从夏朝到西汉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继承和交融的关系。从夏商的神权法思想至西周的礼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道、阴阳,各种思想相互交融,彼此吸收。法家的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占优势,西汉之初黄老思想为统治者所接受,至汉武帝在全国疆域统一的条件下,董仲舒吸收百家之长,提出了新儒家思想。所以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由此而形成。     

秦汉法律指导思想的更替及启示

秦汉时期统治者分别将战国时期的法、道、儒三家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各自的正统法律思想,呈现法、道、儒各家相继为用,相互影响和补充,前后再更替现象。纵观秦汉王朝的政治得失,适时地把握社会背景,完成法律思想的借鉴和更替是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论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集前人思想之大成,把儒家经典哲理化,同时也完成了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他的法律思想表现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因事制宜”的变法理论、“相为始终”的德礼政刑理论以及“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主张等方面。朱熹的法律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青年恩格斯及其宪政法律观

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没有正规的上过大学,没有正统的受过法学理论训练,但是,他早期对法和宪政法律的认识或思考,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经济学的探究,使他同马克思一起,拉开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帷幕,并使世界刮目。对其早期法律思想的理解及研究,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不可少的。本文拟从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中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律观的形成及其现实意义,并求教于学者和同仁。     

先秦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影响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其内涵涵盖了政治、哲学、法律思想以及道德伦理观念、人文精神等诸多领域.其中萌芽于殷商之际、始于周初、成于孔孟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早期出现的一个特殊思想体系,其思想精华传承历代,占据数千年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直接影响并引领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构筑了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浑厚基石.     

孔子法律思想评议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维系达二千年之久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孔子的法律思想,后来发展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它形成了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国法与宗法一体的特色,影响及当世的东南亚各国。 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孔子的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一样,也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自然法与中国传统的法观念

自然法学的理念一直以来影响着西方的法治传统,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自然法的发展历程,并阐述自然法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再分析中国传统的法的观念,最后分析对比得出结论,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自然法不曾在中国的法律中存在过,从自然法思想中滋生的法治理念也就不可能在受儒家正统法律思想支配的中国自然地产生和发展。     

解读柯尔施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基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马克思哲学传统解读的哲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解析并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通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柯尔施重申了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并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观念哲学,而是从经济、政治、哲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的批判,通过革命的实践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法律现实主义的演变及对中国法治的思考——倡导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

创建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何构建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吉尔莫的经典叙述告诉我们对于纠纷的解决依赖于一系列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通过从传统法律现实主义到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历史演变的描述,以及对二者思想的分析对比,可以总结归纳出一些现代法治国家可以借鉴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也许这些方法有助于确定和保证达到法治和社会和谐的较佳程度。     

我国反恐立法的进程与前景——犯罪学视角的解析

我国反恐立法在刑事实体、刑事程序以及反恐法律制定上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整体进步仍显得比较迟缓。从反恐立法整体层面看,已开创了反恐立法的新格局,但尚存不足,需要调整与完善;从法制与法治建设框架下分析,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基本理念、定位上还不够明晰,推进方向、目标不够明确;从我国治理犯罪宏观背景透视,已开启了治理恐怖主义的立法思路,但需要加以完善与探索。展望反恐法律体系整体发展前景：以预防为主导的反恐治理的立法思路向前推进;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法制化与法治化的方向逐渐明确,凸显保障人权与被害人权益的立法精神;突出区域、国际合作反恐的立法思路。     

行为法学的发展和中国法律体系的科学构建

我国的法律体系应当是以公法、私法划分为内在特征 ,以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多层对应关系为外部表现的二元化的法律体系 ,其中 ,内在的二元化体现了民主政治社会二元分化的社会需求 ,外在的二元化成就了法律的不同功能对社会的调整作用。行为法学无论是作为一种方法论 ,抑或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一种学派、一种法学思潮、一种法学学科等 ,都将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我国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 ,并将在多视觉和多元的学术组织中促进我国法学的繁荣 ,也必将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更新和完善 ,较传统法学更有益于“二元”法律体系的形成。     

中国人文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

不同的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民族精神孕育了不同的法制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和法制思想以其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体现着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但如何将传统人文精神中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地方转换过来,加速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刑法学教学中传统文化信息应用的思考——兼论以重新解读学生固有知识的方式确立其法律思维

充分利用并重新解读学生固有的传统文化知识,可以使学生反思固有知识和信息的法律价值和意义,加深理解刑法学的基础知识,逐步形成法律思维,增强学习法律课程的兴趣。     

中国传统法律法典化体例的发展、特点及其生成原因

中国具有优久的法制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法典为表现形式的国家制定法始终处于正统地位,其中尤以刑法典突出,并在各种法律渊源中起着支配和指导作用。每一个新建王朝的统治者,在立法之初,都能够认真地考察前朝法制的得失利弊,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结合现实统治,形成了新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进行必要的法制改革。这一传统的沿袭,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法典的体系化、系统化。     

论入世后我国外贸代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已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这对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完善我国外贸代理法律制度的目的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外贸代理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1999年我国颁布的《合同法》对外贸代理法律制度的促进也进行了必要的论述,同时,对在加入WTO后,我国外贸代理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几点思考。     

现代生物科技犯罪与应对方略研究

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运用生物科技手段实施的犯罪不仅威胁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安全，还向传统伦理提出了挑战，其潜在的危害性将逐步显现出来。将这一社会问题纳入犯罪学的视野，从生成机理和政府管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包括完善技术防范、建立社会控制机制在内的应对措施，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科技创新与法律道德建设的和谐相处与同生共长。     

中医药院校法学教育的战略选择——以贵阳中医学院为中心讨论

在中医药院校进行法学专业教育实践,有关人才培养方法、培养方案与文科综合性大学、理科综合性大学、政法专门院校应有所不同。在法学教育的通识上,法律职业群体有着自身的特色和培养的选择。与医学职业群体相比较,法学教育亦系一种职业教育。认清中医药院校自身优势与劣势,把握中医药院校的办学特点,结合学生的认知模式,设计出中医药院校在法学教育中突围的特色。在法学专业教育的战略设计上,一定要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执行到位,方能在理论上厘清思路,掌控大局,从方法论上领先于同侪,突出中医药院校的办学特色、培养特色、培养质量。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梁启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获得了基本养料,既而受到康有为的启蒙,并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大量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熏陶,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宪政观。梁启超对中国宪政制度模式的设计,历经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这样一个过程,体现了他对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理性思考。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精髓,为当下中国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