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目标的理论分析

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目标大致可以整合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社区建设、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结构.与上述三种目标模式相比,"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从"社区"概念的本义出发,从社区内部共同生活发育和发展的视角来定义社区发展目标,以期改变"社区建设"模式中的"国家中心"痕迹和"社区自治"模式中对"免于他者控制"的过分强调,同时由于它把重点放在"生活"上,因此能够避免"治理结构"模式中由于过分关注结构和制度创新而使发展陷入"内卷化"的可能性,也更具赢得社区居民认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的可能性.     

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转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空间转移，剧烈的生活变迁与演变的空间生产机制导致拆迁安置社区成为空间失序发生的场域。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拆迁安置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的“同质”与“弱化”、文化空间的“衰落”与“耗散”、生计空间的“脆弱”与“剥离”以及社会空间的“断裂”与“区隔”。市场逻辑下的制度构想空间与生活逻辑下的实践空间的对立，以及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机制造成了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应通过党建引领、物管创新、居民赋能等实践进路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居民培育为空间实践主体，重新粘合破碎、悬浮的治理空间。     

浅析城镇化过程中动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及消解——基于江南小城镇动迁安置社区的调查

小城镇是＂乡头城尾＂,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枢纽,它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集中性迁移的过程。笔者对江南某小城镇的动迁安置社区进行了访谈调研,动迁安置社区是小城镇城镇化过程的产物,是一种大型的城镇社区,吸纳了大量的拆迁农民迁入,呈现出现代性、异质性、保留性和双重性特征。动迁安置社区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农村生活方式与习惯迁移、社区自治性程度低、参与积极性低以及社区认同感缺失等困境。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探索消解动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的可行性方案。     

悖论性、议题张力与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创新谱系

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具可视性、可触及性以及复杂性的组成部分,是城市中"相连的接缝地带",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好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品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本质上乃是对其悖论属性和议题张力的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悖论属性和"元问题"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必须综合运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以及"以使用者为中心"三种治理模式和相应的治理工具。总体上讲,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乃是重视从空间与治理关系视角积极探索的产物。具体而言,二者存在三种关系,即"作为行为塑造因素的空间""作为中介或作用点的空间"以及"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三个方面。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发展和完善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意义重大。经过社区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单中心供给"转为"多中心供给",社区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厄。社会转型治理新形势要求深化和完善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合作,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维度供给格局,从转变理念、明确方向、协调关系、创新方式和加强管控等方面创新协同供给思路,从培育协同合作精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全程供应一体化等方面推进重点领域任务,实现多主体协同合作全面跃迁和整体供给效能提升。     

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国内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文章以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增权等理论为基础,立足社区治理建设中的公共参与领域,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外社区治理模式的不同经验,试图发现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还将结合在南京的调查,总结南京的做法和经验,分析目前国内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瓶颈,提出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新形势下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强调多方联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其中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NGO、社区居民个人等主体.参与式治理模式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然而由于传统官本位思想,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居委会落实工作的一维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成效微乎其微.本研究通过分析目前居民参与治理的现状及原因,试图探讨借助社会工作方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促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发展.     

开放式社区建设进程中的社区警务新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转型发展时期城市治理策略的变迁,开放式社区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然而,开放式社区在给人们的生活、交通、环境建设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社区逐步由私人生活空间转向公共生活领域,这一转变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一系列压力,不仅打破了社区警务秩序,削弱了社区民警治安防范和情报搜集能力,破坏了社区固有的治安防控模式,同时也给我国的社区警务工作带来了全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工作思路,创新警力配置模式,加强复合型社区民警的培养,推动社区民警与居民间的合作互助,树立大社区意识,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实现社区警务发展新机制。     

城市社区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行性与对策探讨

目前,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的基本单元。然而,现有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社区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改革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建立新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已成为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以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行性,并提出相应对策,对于发展和完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浅谈半公共空间防范理论及其应用

半公共空间作为介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过渡空间，在社区治安防范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环境空间的设计，发挥环境和居民的犯罪预防资源作用，从而提升社区警务的效能和效益。在应用半公共空间预防犯罪时，特别要注意空间的形成和界线、区域的公共性、层次和分布，以及监视和看护功能的发挥。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中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公共权力也处在转型的特殊阶段,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即非完全契约。传统公共权力管理社区的观念、权力架构和管理方式还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文章以公共权力由“强制属性”向“契约属性”转型为分析视角,对比剖析了中外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制约因素的不同特质,希望对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有所助益。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而多元的功能,是社会交往的重要舞台、公共参与的重要平台以及城市活力和多元生活的重要源泉。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存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和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三种典型模式。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就导致公共空间治理遭遇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迷失、治理边界与治理责任的模糊,治理技术与治理价值的张力三重治理困境。为此,要从树立民本、服务和宜居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理念、构建整合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机制和加快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技术创新等方面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进而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创造美好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