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维也纳体系对国际合作的启示

维也纳体系维持了欧洲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它是在英、奥两个主导大国的推动下,通过协调大国矛盾,在寻求各国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形成的均势体系。维也纳体系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却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在维也纳体系框架下,通过大国协调达成的主权国家之间具体划界原则、多边国际会议制度以及对欧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探索、对研究国际合作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简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与美国大战略

自由国际主义是从二战至冷战结束期间指导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思想。冷战结束之后,作为美国大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是否趋于衰落?本文首先对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有关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兴衰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评析,并以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为案例展开具体分析。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提供的目标是恒定的,但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具体的政策路径则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摇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可被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变体,其偏离更多地体现在路径的选择而不是目标上。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则呈现出向多边主义也即自由国际主义传统政策路径回归的趋势。而这种回归会否助长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回潮,尚待进一步观察。     

私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研究——以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完善为视角

“三方协商机制”是国际上通行的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有效做法，也是国际劳工组织所确认的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准则。为创新统战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从“三方协商机制”的视角可以对我国私营企业劳动关系中的不和谐现状的现状做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分析，通过对现行“三方协商机制”的完善，能够更加丰富统战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也会更有效地促进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有序和谐。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意义导向的“创新链”管理框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趋势与大国竞争新变局的相互交织,致使企业上下游产业链面临重大“卡脖子”风险与挑战。探索如何更加有效“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如何更好协调时代转型、社会发展、市场竞争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张力”,成为“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创新管理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二战中的流变——以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双重性”为例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二战中的流变表现为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双重性”，即国际主义和大国主义并行。出于国际主义，斯大林极大地推动了卫国战争和二战的进程，促进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出于大国主义，斯大林严重地损害了他国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形象，且给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难以摆脱的深层因素。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则很好地坚持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其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整合、协调、回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及其功能探究

以社会组织为突破口，探索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多元主体合作主动、平衡制约的民主机制理论。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服务现实，力图实现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在整合各治理主体效力、协调机制与体制的关系、回馈治理主体良性发展的“整合、协调、回馈”——“三位一体”机制功能。而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功能还将分别衍生出“给力、协力、返力”效应，且“功能”和“效应”的各自三个元素分别发挥联系、递进和互补的作用，形成一个系统有机的联系体。     

透视沙皇俄国对黑海海峡的争夺

沙皇俄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推行对外扩张的政策，从最初对陆地领土的蚕食鲸吞，到彼得大帝开始“打开朝向欧洲的窗户”，沙俄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从单纯争夺陆权优势到争夺海权优势的转变。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黑海海峡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是沟通三大洲的战略要地。为了得到这把进出大洋的钥匙，历代沙皇都“坚定不移”地把扩张目标指向黑海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和其他欧洲大国的掣肘，沙俄始终在黑海海峡问题上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势力被局限在黑海海峡范围之内。但是，沙皇俄国对黑海海峡的争夺却对当时的地区和欧洲局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无论彼岸天国共建此岸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里强调了“宗教信仰认同”与“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无论信教群众有着何种宗教信仰，都生活在中国这同一个国家，都要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这里的“宗教-国家”关系亦即“彼岸此岸”关系，要求达成“无论彼岸天国，共建此岸中国”的共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战略

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增长，更是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需要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支撑。文化立国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也在大国崛起中的地位凸显。十八大报告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我们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q-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明了方向。     

地区国际主义与中国的东亚外交

本文中的地区国际主义意指大国对于周边小国所奉行的一种政策理念,它是新国际主义在地区层面的特殊体现.研究地区国际主义的意义源于周边地区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共同推进的时代,这种重要性更加突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地区国际主义的内涵包括:平等参与、首先行动和必要的额外付出.在中国对东亚的外交实践中,一种实际上的地区国际主义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了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实现中国与东亚的共同发展,中国在东亚外交中的地区国际主义应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坚持、发展下去.     

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过程

1814年以来,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经历了尝试期、深化期、侵蚀期和消亡期。欧洲协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结构,它包含了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这些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对于促进当时的欧洲和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一战＂的爆发标志着欧洲协调的终结,但是欧洲协调机制对于维护欧洲百年和平功不可没。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论格莱斯顿的“自由帝国”思想

格莱斯顿的"自由帝国"思想最为典型地代表了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主流政治家关于新的帝国模式的构想,集中反映了英帝国最高决策层中"自由帝国"思想对传统帝国理念的冲击。他的"自由帝国"思想在英国自由传统、时代精神和国内自由主义改革影响下形成。他认为传统帝国理念已经使帝国产生了"过度伸张"问题以及英国在经济结构、民主制度和社会建设上的蜕变。要拯救帝国只有代之以应时代之变的新型"自由帝国"理念。帝国应追求"道义和精神"力量,而唯有贯彻自由原则才能获得此经久性力量。自由原则的政策化主要涵盖殖民地的经济自由、防务独立和更为创新性地推广自治。     

深刻理解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党的十六大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盛会，对于实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党的十六大站在世纪更替的战略关口，立足于新阶段的历史方位，分析回答了我们党和当代中国“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和“去向何方”这一事关民族复兴大业和党的前途命运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十六大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巨大影响，也必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一、深刻理解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不断开拓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新境界十六…     

论东盟的对外战略

后冷战时期，东盟的对外战略主要表现在构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力求成长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一极和强化与区域外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等三个方面。东盟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两个根本途径是加速一体化发展和构建区域合作机制。东盟把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锁定在“大国平衡”策略上。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中法治环境配套的重点与路径

“四个中心”建设法治环境配套的重点有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立法的重点在于完善中央层级的金融立法、创新航运领域的地方立法；中央侧重于完善立法，上海市侧重于制度创新，如创新金融产品等。执法层面，上海市需要在实现行政监管的协调，提高行政服务的效能和透明度，建立健全国内金融、航运仲裁机构等方面有所作为。此外，要重视法治环境配套建设中的区域协调问题。通过建立区域立法协调机构和区域执法协调机制，解决区域在立法和执法中的可能冲突，形成“四个中心”建设所需的良好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