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平衡范式下权利理念的变迁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新阶段,不断推动中国当代法哲学研究范式向前发展,权利本位范式正在逐步向权利——义务平衡范式转化与演变。权利是权利本位范式的基石范畴,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必然带来权利理念的变迁,法平衡范式修正了权利预设,进而推动权利逻辑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权利方法论立场从＂原子论＂转向＂关系论＂,权利本质从斗争性转向合作性。     

从人民的“权利本位”到干部的“义务本位”——实现干群关系和谐的逻辑

干群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一方面，人民群众要树立“权利本位”的观念，增强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干部要树立“义务本位”的观念，增强责任意识。为了保证人民权利的实现、促进干部切实履行应尽业务，当代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和制约。     

民法本位探源

民法本位问题系民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者乃同一指称 ,这才是民法本位本源意义上之界定。以往学界对此似有所忽视 ,偶有学者对此撰文 ,但论证肤浅 ,未能抓住问题之本质。民法本位历经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之嬗变 ,古代民法为义务本位 ,近现代民法为权利本位。近代民法为个体化的权利本位 ,现代民法为社会化的权利本位 ,二者为权利本位发展的两个阶段。我国当前私权意识与权利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 ,与此因应 ,我国未来民法典应以个体化的权利为本位。     

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权利和义务 法的核心

当前,我国法学界正在讨论有关“权利本位”、“权利意识”等问题,许多专家明确提出“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这一重要命题,这对建设我国法学理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是很有意义的。     

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权利政治——权利方法、观念与实践

政治演进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范式转换。先验的权利论证方法站在权利政治的基本立场上，通过追思“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形而上地来论证权利的存在。独立战争的胜利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权利事件，它不仅圆满了一个“权利政治化”过程，而且开启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政治权利化”历程。自然法学说在北美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统一。自然权利观，作为北美人们对于“权利”的基本认识与体悟，构成了权利政治的逻辑前提。权利政治肇始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     

经典理论与法本位

法本位的理论基础涉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个人、社会之论辩及其对法本位的影响,涉及中国经典理论中民本思想的演进、超越与民本位的奠定,以及法学方法经典理论与公私法本位的确立等。社会和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早有先驱。在自然法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实质是呼唤个性解放、独立和自由。狄骥运用他的社会连带理论猛烈攻击“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的观念。社群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维系的良善生活;权利本位正如自由一样,只可能是相对的,应当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始于与神本相对峙,而终于与君本相对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新超越,也为权利本位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内法规若干基本范畴思辨

党内法规“软法论”可能导致规范坐标游移的“泛法律主义”，党内法规“高级法论”不符合以“高级法”规范现实权力的立宪主义精神，两者都是试图摆脱却更深陷入“法律中心主义”的表现。党内法规既非权利本位，也非义务本位，党员权利和党员义务的关系实际呈现为“双重义务结构”。党内法规“溢出效力”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范畴误置”，混淆了党内法规的规范效力和实际效应。认为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包括党外主体，既不符合规范调整的一般原理，也不符合党内法规的实践事实。党规与法律两套规范体系的合治结构，维系了党和国家两套组织体系的交叉融合。党的领导不是通过直接与党外主体建立支配服从关系实现的，而是在合治结构当中通过灵活运用“示范性引领”策略和“组织化嵌入”策略而实现。党规的特别作用机制兼顾了党的领导的实质有效性和程序合法性。     

权利-权利法理学论纲——“法律的一般理论”模式建构

"重建法理学"无疑是当前法理学界喊的最响的口号之一,如何构建新的法理学理论模式,法理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文章通过对法理学界关于法学基本矛盾、法学基本范畴体系、法学基本范式、法学基本理论模式的辨析研究,提出了一种以权利与权利的矛盾为根本矛盾、以权利为核心范畴、以权利本位为法学范式的权利权利法理学理论模式,并指出法学家的任务是探求权利、权力和义务的最优化配置、运行方式.     

农民权利:农民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农民已经是影响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成了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权利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的路径。并且,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在理论上确立农民权利的至上的地位,使得农民实现从“义务到权利”、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是农民问题解决的根本理论范式。     

哈耶克自由主义法哲学思想研究

法哲学是法治时代政治文明精华的体现,法治时代是一个迈向权利的时代,更是一个迈向自由的时代,自由当是我们时代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哈耶克批判地继承了前述理论家们对法律与自由关系的论述,总结前人的思想,艰苦钻研得出了自由就是法律的目的的精辟结论,哈耶克坚信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他的所有的对于法治理论的论述都是为了"自由"这个目的而准备的。虽然哈耶克是以一个资本主义制度顽固的捍卫者身份登上历史的舞台,但是他对待学术所表现出来的鞠躬尽瘁的态度和为现代法治研究探索做出的努力还是值得所有学者肯定和赞赏的,并且为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的法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深入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法哲学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无论是对全世界的公民们还是对法哲学思想家们,这都是意义重大的。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几点理论思考

社会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政治文明形式,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的一个解释框架

创造性地阐释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历史变革,要求我们发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精神传统,保持现代性文明自身发展的生命张力,发挥国家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普遍权威,规约资本与劳动、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构建财产权保护与法治自由的制度体系,把握批判与建构的双重逻辑,保持历史与伦理的内在张力,这是推进中国道路的基础性工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以市场法则、资本逻辑与财产权表达的内在统一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道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有生命力的哲学范式和阐释框架。     

论法治在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的条件——从政治意识文明的视角分析

政治文明是以法治文化为政治文化基础的,其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教育条件和过程,奠定政治文明发展的法治文化基础。一是生态文化的转型,包括自然生态文化、地域观念文化和人口观念文化的转型。二是政治文化的转型,克服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文明的制约因素,建构和发展现代政治文化。三是培养农牧民依法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四是发展以义务教育、技术教育、法制教育为体系的世俗教育,依靠提高技术水平、法治意识参与政策资源的分配,依法维护公民的各项权利。     

论法治文明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和法治两者相互融合与作用的必然产物。法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工程,其中,理念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先导;法律制度体系在形式上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载体;社会主体行为,尤其是权力运行行为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关键;以人权为内核的秩序文明是法治文明的根本归宿。     

论入世条件下农业法律体系的生态化构筑——以市场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为视角

生态化建设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 ,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生态学理论作为视角探求构筑中国农业法律体系的生态化 ,实现生态文明时代和政治文明的途径。把生态问题作为法律文化的范畴并纳入人民的视野 ,将中国的农业法制化建设放在入世的条件下思考 ,并从中国文明中寻求借鉴 ,使人类的基本行为规范与价值哲学有机统一 ,提出中国农业法律体系的构架战略和问题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论现阶段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关系密切。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政治文明必然要求依法治国,并且推动依法治国从形式到内容不断向前发展。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政治文明的必要保障。两者互为前提,互相促进,须臾不可分离。     

城市文明:中世纪西欧法治文明的基石

对于欧洲的法治文明的研究是理论法学界蔚然成风的研究路径.当视角集中在西欧而时间定格在中世纪时,我们会发现最早的法治文明因时因地的在中世纪西欧出现了.并且,考察多元因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西欧城市文明发展模式和法治文明出现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生态文明诉求下的法律制度“绿色化”论纲

以法律形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律进行革新，向绿色化、生态化变革。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求，适应保护环境的要求。这一变革既为生态文明所诉求，也将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法律的生态文明观，其公平观要从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嬗变，其效益观要从经济效益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嬗变，其秩序观要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主义嬗变。宪法中需创设环境权，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宪法地位；刑法中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在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规定举动犯和危险犯；承认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和所有权；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各项政策和措施，建设绿色税制；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