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权力与地缘政治冲突

垄断资本走向全球化阶段后便逐步孕育了国际货币权力,国际货币权力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产物.进入新世纪以来,欧元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使美元全球性货币权力难以为继,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成为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美元、欧元和人民币这三大货币权力板块之间的两条夹缝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重灾区,国际货币权力的走向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冲突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转型的“风向标”.     

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崛起的战略支点国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个纯粹的单边政策行为,而需要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此,人民币崛起为国际货币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外交事件。自2009年掀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大幕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政策调整,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力量,另一方面也通过积极的货币外交,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以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基础。中国与货币伙伴的合作包括进行货币互换、推动本币结算、促进货币直接交易、建立货币清算机制等多项内容。国内政策调整与国际货币外交,共同构成了驱动中国货币崛起的双轮。目前中国已经初步搭建起一个包括47个国家的多层次货币合作伙伴网络。而其中五个国家因其在能力和意愿上都能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重要而关键的支持作用,需要中国将其作为人民币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支点国予以特殊对待。     

数字技术创新与国际战略竞争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其也给国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压力，网络攻击成为国家难以回避的安全威胁，数字技术能力及其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围绕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激烈论争。为缓解数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国家的总体应对思路可概括为实力路径和规范路径。就实力路径而言，无论是网络威慑还是同盟合作，其核心都是寻求数字和物理空间实力/影响力的有机融合。就规范路径而言，尽管国际社会推动网络和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努力有所进展，但随着数字技术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体系大国就相应国际规范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推动了大国战略竞争的转型，但尚未给国际冲突带来颠覆性变化，其原因在于目前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水平仍难以突破传统军事能力的约束。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仍将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所在，而推动同盟/伙伴关系拓展至数字空间以及国际规范论争，也将是数字时代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牙买加体系实际上实行的＂美元本位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美国滥用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特权的结果。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风险,同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外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场涉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利益重大调整的深刻变革,因此将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异常曲折、复杂的漫长历程。     

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与治理

一般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四种不同的类型,即古典金本位制(Classical Gold Standard)、金汇兑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 System)和浮动汇率制(Floating-rate system)。这四种不同类型的设计与治理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两种困境：首先是设计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技术性困境,即所谓的“三难处境”或“不可调和的三角”。其次是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现实政治困境,也即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政治基础问题。学术界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上述困境提出了众多不同的方案,其中合作与协调方案是影响最大、最值得关注的一种方案。     

第二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北京大学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于2011年11月5日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学术期刊和报纸的编辑、记者共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本届论坛在“货币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题之下,设了四项议题,分别是:世界形势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货币体系与货币政治;货币国际化与新兴经济体崛起;债务危机与世界格局.为期一天的会议安排得非常紧凑,研讨议题高度集中,与会代表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货币金融权力与美国的“软霸权”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 ,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金融权力成为与传统的陆权、海权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政治或战略影响力 ,同时传统的IMF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实际控制IMF的美国形成了不同于政治或军事等传统霸权形式的“软霸权”。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权力和IMF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战、金融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由周小川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提议引发的思考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应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提出的现实背景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施意义在于,克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其实现路径是,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在IMF的投票权且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伪造货币罪的国际防治

伪造货币罪是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的国际犯罪。进一步扩大防治伪造货币罪的国际合作 ,从公约规则角度研究国际伪造货币罪的司法适用。     

城市发展的政治学:国内外理论考察

不同国家和地区尽管政治经济背景、文化传统、城市政治体制千差万别,但城市面临的全球化竞争环境日益趋同。城市政府对增长的追求和对土地市场、城市复兴、大型公共项目等方式的运用日益成为普遍现象,使得城市竞争性政策已主导了城市政治。如何解释城市政治的增长动机,城市政治因素能否和如何影响城市发展型政策以及能否兼顾城市公平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基于主要西方国家和部分中国实践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城市政治学和政治激励等理论作出了各自的理论解释。然而面对日益衰落的西方城市政治理论和中国城市政治理论的贫困,系统的比较研究将成为现实的理论创新路径。     

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机制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以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为核心来观察世界事务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它包括三大主流理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一直居于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范畴。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围绕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货币的争论来分析，利用国际机制论整合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是可取的，并且国际机制论采取的研究视角和主题，构建着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桥梁，有着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牙买加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不受约束的美元霸权。如何约束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或发行国集团的宏观政策行为,使其更多地考虑外围国家的利益,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人民币国际化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重要举措。根据主权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当从三个方面分三步走加以推进。     

学术信息

《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出版广东商学院思想理论教学部教授吴琦的专著《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2011年7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首先深入考察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历史演变及其特点、结构与功能,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王伟光的《恐怖主义.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2011年7月由时社出版。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之一,该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了恐怖主义与反恐中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恐怖主义现状与特征及其演变趋势、世界反恐实践与式、中国的反恐战略等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分析。书中既有对恐怖主义的定性和理论层次的分析,于大量统计数据的定量化实证分析,在此严谨的方法论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反恐政策,提出了鉴的反恐战略方面的思路。该书所指的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免遭暴力的威胁,这种威胁既可能指生存的损害,即一些学者所说的存在性威胁,也可能指暴力对国家的强制,即暴力的行为体试图力迫使国家改变行为或意图。(卷平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少将杨毅在《拓展战略思维制定合理的安全战略方针和原视野》201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把我国提前推到了国际舞台的中求我们把有效地塑造积极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我国安全战略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根据当前特点和新任务,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方针应是"积极预防、主动营造、有效控制、全力化解全战略目标及相应的安全战略方针,需要确定国家安全战略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内为主、独立自主、顺势而为、以迂为直、统筹兼顾、合作共赢。(卷平军外国语学院讲师孙伟春在《普京国家安全思想的国家实用主义特质》(《理论界》2011年第10期)为:普京将实用主义作为其国家安全运行的基本逻辑,强调国家安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实用和京这种实用主义思想表现为:以国家这个个体实践的眼光来看俄罗斯国家安全这幅多元化的图家安全实际为坐标、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为目的。作为一个清醒的实用主义者,普京强调以国实践的主体,突出国家探求国家安全真理应有的作用、权利和责任,其所有的国家安全行为都心,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的实际利益,并成为其国家安全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由此看来,安全最根本和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注重独立自主的安全思考和探索。有效用的国家安全政策才是的,不是去看国家安全中最先的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要看国家安全最后的收获、实。志娟、贾友军发表于《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的文章《近5年来国内学术界关安全问题研究综述》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文化安全概念的界定主要有四个。1.文化安全是哲学:文化安全是指对文化主体生存权利、生存方式、文化成果的认同、尊重和保护,是对人类文化生展水平和进步程度的一种反映,是指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的合法生存和合理发展。2.文化安史范畴:文化安全的实质性内容,是在民族生存的全球性框架内对其相互关系的一种表达。3.文是政治范畴:文化安全体现的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坏和颠覆,其话语前提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而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势必关系到这个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4.文化安全是国际关系范畴:文化安全的主体是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层原因是国家间的文化利益矛盾,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首先是存在文化扩化渗透的国家,因此,国家文化安全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实际上,文化安全是个综合性的复杂: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既是社会的又是民族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不是一维的,而是复合的;不仅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战略,更是一种价值,还是一种理念。(卷平冈)"第二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货币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召开2011年11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北京大学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货币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学术期刊、报纸的编辑、记者共9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欧元区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货币体系酝酿改革、货币问题给予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本次会议围绕"货币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设置了四个议题的大会发言与自由讨论:世界形势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货币体系与货币政治、货币国际化与新兴经济体崛起、债务危机与世界格局。会上,众位专家学者围绕上述四个议题做了精彩的大会发言,主要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黄仁伟的"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与国际霸权转移"、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杨力的"从以邻为壑的博弈困境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湘穗的"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晓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与G20的作用"、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宏宇的"货币权力与地缘政治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保建云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中的大国间货币博弈及人民币国际化方向——理论解释及动态模型"、中国银行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谭雅玲的"独特的危机形式与远见的国际格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的"欧洲债务危机的美国根源"、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士铨的"欧债危机性质的分析"等。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陶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宇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教授王正毅分别致辞并作了点评与总结。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盏、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南海问题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的评述与思考

南海争端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议题,也是中国人必须重视的中国特色议题.本文从战略评估的角度对中国与国际海洋制度、中美海上竞争以及中国周边秩序调整等三大类议题进行了分析.南海问题的源起、演进与大国政治密切相关,受制于美苏争霸约束.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海洋秩序调整成了第三世界崛起的标志,中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从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考虑支持这一制度系统,对海洋制度如何约束国家行为并无充分准备.由于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美竞争的不是制度而是权力,这是众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导致南海波澜再起的重要原因.从当事国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已经不是制度、权力之争,而是周边国家担忧中国如何使用权力的反应,中国远未到主导周边秩序调整的阶段.为此,中国需要塑造一种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相互调适的战略文化,让不断增长的战略手段具备更加匹配的战略目标,只有两者协调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利益.     

国际战略形势的乱象及其根本原因

2014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图景是经济低迷、政治动荡、欧亚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国际军事竞争抬头、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不合理的国际体系及其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价值基础、以及美国调整国际战略、全球化加速发展、非西方国家普遍崛起、多元化世界面临全球性挑战。如果上述问题持续存在,世界可能仍将在乱局中挣扎。在2015年甚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世界还将出现新的混乱与失序。     

国际货币权力下美国对外货币金融制裁泛化及应对

研究表明,主权国际货币一般拥有自主型、联系型、结构型、建构型和威慑型五种货币权力.美元作为全球顶级国际性货币,正是运用上述货币权力分别实施不同层次、多种形式的对外货币金融制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裁式金融外交新形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给被制裁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冲击,构成了美国巨额的霸权红利.对此,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权力体系及货币金融制裁架构、运行机理的研究;大力提升中国的货币权力与地位;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中国的金融制裁体系,强化反制裁措施和效果;健全国际组织体系,联合更多的经济体共同抵制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和制裁外交行为.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法理基础

序言：问题的提出200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的发表，④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评论，不仅学术界的重量级学者关注，而且美国政府高官、国际组织也关注。“超主权储备货币”或“非主权储备货币”一词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热议的话题。②海外媒体称“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